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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防治浅析

　　医疗腐败是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医疗腐败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据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检察机关共依法查处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件 7人，约占所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数（28件28人）的16%。这说明商业贿赂在我县卫生系统呈现多发高发的态势已不容勿视。因此，研究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探索防治的策略，对控制和减少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保障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进我县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
　　1、隐蔽性强。实际操作中，药品和医疗器材购销渠道单一，缺乏价格透明度和公开的竞争环境，多数为供货方主动上门推销，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薄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这便形成主管领导或负责采购的人员与销售人员间的“单线联系”，少数腐败分子乘机“暗箱操作”，在上项目和大额购销活动中进行幕后交易，从中收受贿赂。
　　2、目的明确化。供销商暗中给予医疗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目的是希望获取交易机会，从而将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材“打进去”销售，或者通过“二次促销”给予某些医务人员“回扣费”，以提高药品销售量。
　　3、手段多样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查处力度的加大，商业贿赂的花样不断翻新。供销商通常以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如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货币现金、有价证券、物品、礼品、佣金、“赞助费”等；为对方单位中的有关人员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等。
　　4、窝案串案多。医药购销领域业务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呈网络分布，一旦有犯罪发生，往往是窝案串案。涉案人员往往是一把手、主管领导、药事委员会成员、采购员、主治医生等。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原县医院院长杨某、副院长赖某、药品采购员吴某就是典型的受贿窝案。
　　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成因。
　　1、利益驱动，见利忘义。少数医务人员，看到在改革大潮中有人大把赚钱，生活奢侈，而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多年，却不如人家一笔生意赚得多，导致明显的心理失衡，部分意志薄弱者，从此放松世界观改造，抵不住诱惑，经不起考验，偏离了人生追求的轨道，成为金钱的“奴隶”。另方面，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将贿赂视为必要的业务费用，营销人员的工资、奖金与个人销售额直接挂钩，导致营销人员不择手段拉拢、贿赂有关人员。在金钱面前，少数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逐渐丧失，养成了不给钱不办事，多给钱多办事，甚至主动索取贿赂的恶习，把职权变成了摇钱树。
　　2、滥用优势。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是产生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长期以来施行“医药不分家”的模式，在制度上“以药养医”为医生利用诊疗过程中的处方权收取药品回扣创造了条件。其次，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在诊疗过程中，病人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其在治疗各个环节都只能听从于医生。因此，用什么药、用多少药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处方，医生完全可以选择价格高、回扣多的药品。加上有些医院施行的奖励机制往往以医生业务过程中所开的处方数挂钩，按月结算奖金，更使多数医生开“回扣药”。
　　3、管理机制不完善。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医疗卫生管理机制不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调控手段还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为卫生系统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权钱交易的方便。最明显的就是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市场不完善，招标体制不规范，流于形式，特别是药品、医疗器械招标的范围和地域较小，造成了采购环节上的普遍行贿受贿。目前我市药品的集中招标制度，使药品中标定价与实际成本有一定的差距，就是说利润空间较大，医药经营商完全可以降低中标定价暗中与购进单位特别是跟标卫生医院进行议价交易，这就给购与供双方创造了贿赂条件。
　　4、监督机制不健全、不落实。从查处的案件看，涉案单位在机制建设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业务工作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纪律作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制约机制比较薄弱，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约束。一是因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市场不完善，招标体制不规范，容易形成“暗箱操作”，使有监督职责的部门、人员无法实施监督；二是心术不正者在药品、器械采购中，以亲自把关、实地考察、调查摸底等借口，挖空心思创造单独与对方洽谈业务的环境，有意逃避有效监督。三是庞大的系统导致主管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监督又监督不了。
　　三、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治策略
　　在现有招投标体制的情况下，作为县级卫生系统只能参照执行，为有效地防治我县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发生，要结合实际做好如下工作。
　　1、强化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一是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牢固树立医务工作人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免疫力，严格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权钱交易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强廉政教育。在整个行业大力倡导端正的医德医风，教育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廉洁行医，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职业宗旨，杜绝收受红包、回扣、提成等有损“白衣天使”形象的不廉行为，切实纠正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三是加强法制教育。在抓好业务学习的同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法纪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严格依法办事，避免“失足成恨”的悲剧上演。
2、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建立健全内部自律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修订完善有关医药购销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一是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大资金监管，规范医院的收支管理。要大胆探索改革医院的运行机制和完善医务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将工作岗位、工作技术和风险程度、工作数量、服务质量与效率、医德医风等作为分配要素纳入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医务人员收入不直接与医疗收费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严查和杜绝科室承包、收入分成、小金库等违规行为。建立医务人员医德医风考评档案制度、医院目标管理考核制度以及班子考核管理制度。二是认真推行和完善院务公开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及时、真实向社会公开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药品及医用耗材价格、医疗服务流程等；健全并严格执行住院费用清单制度和费用查询制度，增加收费透明度，以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完善用药管理规章，规范用药行为。要制定用药知情同意制度，公布药品价格，在不影响疗效的情况下，列出一部分药品供患者自己选择；对群众反映不良的医务人员，要及时批评教育，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用药秩序。四是严格处方管理，加强处方监督。要针对各科室的特点，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药事领导小组可以抽调专家成员定期、不定期对处方进行随机抽查，对出现大处方要及时分析，要求开方医生说明情况；对滥用高价药品的违规人员，要严肃处理；每月对用药量大的用药人和药品进行公布，请医生及群众监督。
　　3、明确行业规则，规范药品采购操作程序。首先要严格执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的集中采购招标制度，对列入招标采购范围的药品、器材等要100%实行集中招标采购，推进和完善“新药购进阳光工程”。要充分发挥药事领导小组的作用，在药品、器材采购中要本着公正、公平、公开，为患者考虑和服务的宗旨，增强采购透明度。在采购药品时，随机抽调人员组成临时药事领导小组，并邀请医院纪检、行风办有关人员参与监督，将药品回扣拒之院外。其次要坚持医院用药申请制度。“新特药”由医院各科室集体研究提出申请，常规药品均由医院药剂科集体研究决定，拟出购药计划，统一汇总提交医院药事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第三，在药事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吸收有中、高级职称的医生参与，扩大药事领导小组组织，并实行药品采购部门人员轮岗制。第四，预防关口前移，推行医务人员廉政承诺制。主管机关可与各医疗下属单位签订《拒绝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承诺书》，各医疗单位与药品经营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廉洁协议书》，院方与医务人员可签订廉政承诺书，明确廉政责任，自觉抵制贿赂犯罪。
　　4、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加强自身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完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完善的制度，加强内涵建设，规范医院管理，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加强对药品采购、高精尖设备购置、临床新技术应用等项目的科学监管，将医院的科学管理变成工作的常态，从而形成行风工作的长效机制。建立纪检监察联络员制度，在各医疗单位任命二名以上政治素质较高、富有正义感的医务人员为纪检监察联络员，付于其职责和权力，加强对所在单位的领导、药事领导小组成员、采购员等在药品、医疗设备购销环节的监督，对主治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监督，使局机关更好地掌握了解基层单位的情况，以拓宽监督渠道。
　　5、惩防并举，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积极运用严厉打击这一预防措施中最有效、最有力度的手段，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依法严厉查处，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充分发挥打击犯罪过程中所蕴涵的预防功能。同时，将结合执法办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针对新形势下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和规律。要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网络的作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地遏制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彭　宙　魏京宁）
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闵涛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