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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与警察公共关系’理论研讨论文”

警察文化建设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思考

李园春
（作者系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副局长
通讯地址：泉州市泉港区生活区油城公安分局
邮编：362800）

摘要：警察文化与企业文化同属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分支，他们在立足自身彰显个性的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建设先进警察文化，理当借鉴企业文化的他山之石，引入企业文化理念系统的优秀成果，予以吸收、提炼、升华，使之成为警察文化理念系统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警察文化 企业文化 警察公共关系
建设先进警察文化，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是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后的一个重大课题。警察公共关系与先进警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尤其是警察公共关系之形象塑造，特别需要先进警察文化的推进与支撑。因于此种认识，笔者以建设先进警察文化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优秀成果为命题，权作从另一侧面呼应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研究与探讨。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它的核心是理念系统。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警察文化则警察在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过程中，在履行职责的同时，积极创造的自己独特的行业文化，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精神内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中国的企业文化与警察文化同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分支，他们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既立足自身彰显个性，又与其他行业文化、部门文化，甚至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协调发展。因此，建设和发展先进警察文化，理当借鉴企业文化的他山之石，引入企业文化理念系统的优秀成果，结合警察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予以吸收、提炼、升华，使之成为警察文化理念系统的重要内容。
一是树立民警主体意识，实现民警个人价值观和警察组织价值观的统一。对于企业而言，人的意识、观念、素质决定了企业管理的原则、逻辑、最高目标、方式方法和战略战术等等。由于企业文化不同，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力量对比上的差距。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企业员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更注重于企业员工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强调“企业即人”的信念，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培养人、合理使用人、全方位地提高人的素质，采用教育、启发、诱导、吸引、薰陶和激励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员工的命运共同感、工作责任感、事业开拓感和集体荣誉感，在员工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每个人都能把其内在潜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相比之下，由于公安机关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其半军事化性质，在队伍管理中硬管理多，软管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化、模式化，“军人以服从军令为天职”，这种“天职”的服从意识，在警察队伍中根深蒂固，“主人翁”意识缺乏，大多民警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等待分配任务的工作态度，影响了民警内在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在警察文化建设中，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警个人主体意识的培养。树立人人是人才、人人都可以成才的人才观。通过警察文化的创新和建设，借助各种激励方式，减少遏制力，增强驱动力，把民警个人的奋斗同警察组织发展结合起来，民警个在实现个人价值观的同时，也实现了集体组织的价值观，实现民警个人价值观和警察组织价值观的统一。通过对统一的团队精神、团队价值观的认同，形成了特定文化氛围为背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树立不断创新观念，实现继续传统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的统一。创新是企业的发展之本，是企业繁荣之路，是新管理模式的灵魂。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立足当前的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传统立足当前，扎实工作求真务实的态度，创新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就是要不断战胜自己，也就是要着眼未来，确定新的目标，不断打破现有平衡，再建立一个新的不平衡，在新的不平衡的基础上，再建一个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企业，不断创新的价值观念，并不局限于产品的创新、技术与生产工艺的创新，而且还表现为服务的创新、经营创新、管理的创新等内容。而作为警察公共关系之形象塑造，作为警察文化建设和发展，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意义尤为重大。要树立创新无止境观念，充分意识到创新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地方、每个民警、每件警务活动中。要培育追求创新的价值系统，既要教育民警弘扬公安机关的优秀传统，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又要积极鼓励民警的创新热情，为民警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欲望的实现创造条件，形成勇于创新的团队精神。要建立支持创新的动力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奖励制度，形成鼓励实验、容忍失败的宽容气氛。实现继承传统、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的统一。通过不断创新，使警察队伍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创新中更好地实践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为人民服好务。
三是树立品牌意识，实现民警个人形象与警察组织形象的统一。品牌是帆。作为企业，品牌是生产力，是竞争力，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中创造的企业文化的优秀成果。品牌不能一蹶而蹴，但却可以毁于一旦。品牌的造就需要时间，需要所有部门的协同配合和所有成员从上到下的努力。顾客感知质量、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品牌联想被称为品牌四大要素。因此，品牌实际上是企业在公众的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的集中体现。对于警察组织而言，品牌也是警力，是战斗力。无论是警察队伍建设，还是警察文化建设和警察公共关系建设都必须树立自已独特的品牌意识。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不乏有过成功的范例，漳州110、晋江刑警、济南交警、本溪公安局、东莱派出所，这些都是警察组织在全国的品牌。任长霞、贾银虎等“我最喜爱的十大民警”也是人民警察在全国的品牌。我们应该学习吸收企业品牌战略的成功经验，认真总结警察组织品牌战略的成功经验，不断创造出新的品牌，把团队的品牌做大叫响。形象重于生命，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声誉。要教育民警富有集体荣誉感，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团队形象，从我做起，从每件事做起，按照周永康部长“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四句话的要求规范自己，在公众心目中努力塑造良好的仪表形象、执法形象、服务形象。为团队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造就成功的品牌增添光彩，实现民警个人形象与警察组织形象的统一。使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的公安机关，每个警种都有自己的品牌。
四是树立安全意识，实现不怕牺牲与珍爱生命的统一。“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隐患险于明火，责任重于泰山”，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种安全意识在企业的管理理念中深深扎根。但是在警察文化理念中，安全问题却一直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所冲淡。这也是近几年来民警因公伤亡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且其中又以交通事故中伤亡的比例居三分之一（199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533人，仅在执行公务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就有236人，占总数44.3%。2004年4月，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任长霞同志也死于车祸）。可见，警察队伍的“安全生产事故”频率相当高。作为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可警察队伍就不同了，发生这方面的事故，更多地是把精力用于总结宣传牺牲民警个人的先进事迹上，在政治的光环笼罩之下，很少有人去反思查找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既或是有，也只是一阵风，过过形式而已。所以，交通事故频发，意外伤亡增多，处突或抢险救灾中准备不足，未能科学决策，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由此可见，警察队伍管理的安全意识极为重要，要充分地认识到减少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实战训练是警察的生命工程，加强自我防范是警务安全之本。要更新观念，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勇敢观，将安全作为警察队伍的生命线。把不怕牺牲与珍爱生命统一起来。
五是树立效益观念，实现社会效益与警务效益的统一。效益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动力。在企业运行机制中强调的是成本控制，实行挖潜增效、智能增效、科技增效。在公安工作和队伍管理中，树立效益观念的意义就在于控制警务成本。警务成本是警察队伍依法从事警务活动的社会代价，其中包括投入资金警力和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也就是说，要以最低化的警务成本获取最佳的警务效益，即在队伍内部要着眼于素质强警，科技强警，效率强警。在履行职能上，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在以往一个时期，我们的警力配置沿袭以该地区常住人口数的比例为依据，而忽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区位的不同，警力配置率大大低于经济发展和犯罪增长率。警务活动喜欢搞地毯式、大呼隆，不计成本，没有谋求警务成本投入的最大产出化。非警务活动使用警力，如征地拆迁、催粮征税、彩票发行。有的公安机关是增员不增效，有的甚至是增员减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浪费警力资源。此外，还有一个消耗、浪费警力资源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案件侦破方面，不惜血本投入和在治安防范方面的吝啬、日常民事纠纷调处方面的消极对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受到急功近利，被动应付犯罪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在预防犯罪方面不舍得多投入。实际上，公安机关能够发现和惩治犯罪，是一种效益，但是如果能通过发现问题，排除犯罪的潜在因素，防患于未然，减少并遏制犯罪这才是最佳效益，这是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警务效益的统一。要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建立先进的警务运行机制，提高警力资源管理和运作效率。我们在城市实行交巡合一，（有的地方已经把122、119、110合并110统一指挥）综合执法，以提高对辖区的熟悉率、知警率、控制率，对犯罪的发现率、查处率，提高群众的满意率为目标。这就是把效益观念引入队伍管理和警务活动的成功范例。
六是树立质量意识，实现执法质量与服务质量的统一。质量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质量是创品牌的核心。没有合格的质量产品，企业的产量越多，亏损越大。海尔公司实施质量驱动战略。它把成为一个高质量的组织，干出高质量的工作，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作为实现产品的“零缺陷”。警察文化中的质量理念，包括执法质量和服务质量，在警察公共关系中的意义十分重大。执法质量直接影响着公众对警察组织执法能力的评估和执法形象的评判，关系到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勿容置疑，最近几年，我们在队伍管理中，十分重视执法质量的问题，建立了《公安机关错案追究责任制》等许多规章制度，执法质量考评、检查，层层把关。但我们能不能够追求执法质量的“零缺陷”呢？我们现在的办案质量往往就个案而言，就案办案的多，打击中深挖不足，余罪漏罪的多，案件破了就万事大吉了。有的案件过不了庭审关的检验，也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服务质量也至关重要，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实现，影响了宗旨观的实现，影响了警察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质量不好，服务再热情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我们要力求建设高质量的班子，高质量的队伍，才能有高质量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才能让群众满意。
七要树立诚信意识，实现重守承诺与敢于负责的统一。诚信是WTO所遵循的原则，是WTO的通行凭证，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石，也是企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诚信的缺失，不仅会损害企业的形象，大大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而且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警察文化建设中的诚信理念，建设诚信公安，不仅包括在警务活动中对公众承诺的践行，讲信用，守承诺。如，公安部二十条便民措施颁布后的执行情况、公安机关窗口单位的办事效率、“110”的“四必承诺”、有奖举报、悬赏中的奖金兑现。也包括警察组织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如实地将客观真实的治安形势、刑事犯罪形势告之公众，如，如实立案、破案，治安灾害事故的真实原因。做到求真务实，以真实性为原则。建设诚信公安还要求公安机关在制定出台便民利民、为民办实事的各项政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这些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若则，执行不了，实现不了就会失信于民，有背初衷，损害形象。如“命案必破”作为一种目标要求提出来是可以的，但若是作为一种对社会、对公众的承诺，就值得商榷了（媒体曾报道过武汉市某公安机关和企业签定的协议就有“命案必破”的内容）。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敢于负责的形象，也是诚信公安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警察公共关系的确立。敢于负责，就是对于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可能造成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问题，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它，敢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极力回避、敷衍塞责、遮遮掩掩。实现重守承诺与敢于负责的辩证统一。要加强对民警开展诚信规范的道德教育。作为基层民警，特别是警务区民警，在群众中树立诚信形象尤为重要。要具有以“诚”待人，以“实”处事，以“信”取胜的品德。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没有良好的诚信品质，便没有威信可言，也就没有良好形象，建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公共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八要树立忧患意识，实现珍惜职业与拼搏争先的统一。“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对于这个标语口号，相信只要到过企业厂房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口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员工个人要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如果工作不努力就得失业；二是员工工作不努力，也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而不论是员工的失业或企业的破产，员工都要面临着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再就业的问题。这个口号，意在提醒员工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努力工作，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对于企业，公安民警的这种忧患意识就显得非常淡薄了，只要进入公安门，基本上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了，只要不是犯大错，就可以混到退休了。这个岗位不行，再换那个岗位。虽然有的公安机关也搞过末位淘汰、离岗培训，但也只是一阵子的时间，而且工资照拿、待遇不变，不关痛痒。这种情况在企业就不行了，作为企业职工，没有掌握必要的技能，不努力拼搏，就得失业。实际上这种忧患意识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驱动力。山东渤海活塞集团的“活塞”精神，就是一种变压力为动力的精神，他们认为“在发动机汽缸里，活塞的作用是把蒸汽或燃料爆发的压力变为机械能，也就是动力，机车正是在这种压力和动力转换过程中向前飞驶、、、、、”正是这种“活塞”精神，活了企业。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员工才会倍加珍惜自己职业，热爱本职，爱岗敬业，奋力拼搏，勇于竞争，不断自我发展，追求卓越。这种能够变压力为动力的忧患意识，也应成为民警心里一种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民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觉遵守《五条禁令》等纪律制度，才能教育民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职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才能激发民警积极参与大练兵活动，爱岗敬业、奋发拼搏、练兵学习，具有“有冠必夺，有一必争”的锐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法律水平、业务本领、体能素质等综合素质。使广大民警成为人人适应岗位，人人精通本职、人人胜任职责，成为各个警种、岗位的“行家里手”。
上述若干思考，仅仅局限于笔者对企业文化理念的肤浅认识，难免挂一漏万。之所以提出警察文化建设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命题，是基于相对于企业文化，警察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的现实，只是有感而发的一家之言，并无厚此薄彼之意。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公共信托；实际损害

　　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传统诉讼理论中“有诉的利益才有诉讼资格”的诉讼资格理论以及“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法官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争讼案件时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在美国、日本等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已日渐成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二

　　傅剑清法官的《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探讨》一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功能、目的与价值等多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种新型诉讼制度。读后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傅法官给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敬请同仁老师指正。

　　傅法官的定义如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当其认为有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发生，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违法行为人停止环境损害行为及赔偿公益损失的诉讼制度。[1]

　　笔者认为该定义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不应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该定义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三方面的理由。

　　理由之一，我国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再者，我们力求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定义并不应只局限于我国，它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理由之二，在环境公害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机关在信息收集、因果关系判定、污染治理措施采取等各方面处于比一般公民更为优势的地位，它们提起和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更强，对公益的保护效果更好。

　　该理由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机关可以据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水流、日光等环境要素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的“无主物”、“自由财产”，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环境进行管理，国家就必须认真履行受托义务，合理地保护、管理环境。因此，我们理解，“执行环境法，组织污染或使公共资源恢复”是环保局等国家机关职责的应有之义。只要它认真履行职责，行使人民赋予它的行政权力，就能起到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有什么必要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权的救济呢？相反，在它不严格履行职责，致使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害环境后果的情况下，它还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而不是原告。

　　理由之三，我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数量尚少，力量还十分薄弱，公民的传统“厌讼”观念尚有待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该理由仍然是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局限于为我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而不懈努力着，且美国人尚讼。即使在我国，环保组织数量少，公民“厌讼”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即使在“尚讼”的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因是诉讼费用高、举证责任艰巨。为了鼓励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美国《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一方，按照这个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则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2]在举证责任方面，美国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只要求原告提出“初步表面证明”，实质性的举证负担被转移到被告一方。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相反，如果赋予国家机关起诉资格，则可能使公众对其产生依赖感，最终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民诉讼的初衷相反。

　　再者，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德丹教授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民众通过借助司法的力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监督行政，弥补公力执法的不足，以达到维护和保障环境公益的最终目的。”[3]“……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还是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4]古德丹教授反复强调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环境公益的保护，对公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国家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相反，应大力支持和鼓励民众践行环境法“公民参与”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不妥的。

　　（二）在“公共环境利益”前加定语“国家的”、“社会的”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国家只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来管理环境，所以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而非国家。二者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再者，据现代汉语词典，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而环境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之物，所以“环境利益”前加“社会的”似有不妥。

　　（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中代表国家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国家只是受托管人，对环境要素不享有所有权。环境要素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在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时，公民、法人或公众团体就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它代表的只能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代表国家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民事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被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没有很好的尽到义务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而该被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代理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第三人，这岂不可笑？

　　（四）“……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的提法值得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有别于传统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环境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5]损害事实还未发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损害结果还未显现出来；第二种，行为人只是有实施危害行为的打算，还未实施就被制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称行为人是环境违法行为人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还没有实施行为，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再者，即使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该危害行为虽也造成了损害环境的后果，但并没有侵犯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规定的权利，能说该行为违法吗？例如：甲、乙两工厂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河中达标排污，但造成了河中鱼类死亡。经调查得知，甲、乙两厂排污的总量超标致使鱼类死亡。甲、乙两工厂的行为当然可以引发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他们被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委实有些冤枉。又如：起初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是“法律权利”原则，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危害行为侵犯到自己法律上保障的权利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可后来，随着公益性质的案件增多，法官们觉得如继续用“法律权利”原则来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则很多实际上损害环境的案件将由于无法确定适格的原告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于是用“事实上的损害”原则取代了“法律权利”原则。在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法院意见中有如下名句“美学和环境方面的福利，就像优裕的经济生活一样，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事实并不降低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法律保护的必要性。”[6]事实上，最高法院同意“美学上的损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包括“审美权、娱乐权”等在内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法官认为对这些权利的损害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具备起诉资格的人可就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在这种情况下，称实施损害行为的人为环境违法行为人是没有依据的。故，称这些人为损害环境行为人似乎更为妥当。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