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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剧毒物品安全管理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剧毒物品的安全管理，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剧毒物品，是指少量侵入人身即能致人死亡的物质，包括氰化物、砷化物、汞化物、硒化物、铊化物、铍化合物、生物碱以及公安部门规定的其他剧毒物品和剧毒气体。
第三条 凡在本市生产、储存、购销、运输、使用剧毒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凡在居民住宅区、自然保护区和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以及交通要道、高压输电线路、输油管道等重要设施的规定范围内，不得建剧毒物品的工厂、仓库。凡已建成的，要限期调整或搬迁。
第五条 凡接触剧毒物品的人员，必须懂得剧毒物品的性能和保证安全的知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各有关单位要根据需要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监督员。
第六条 公安机关是剧毒物品安全管理的监督机关，负责实施安全监督和工作检查。主管剧毒物品生产以及劳动、卫生、环境保护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生 产
第七条 本市剧毒物品的生产，由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下简称市计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统筹计划，统一布局，归口管理。不得擅自生产。
第八条 新建生产剧毒物品工厂，须经所在区、县人民政府主管生产剧毒物品的部门会同规划、劳动、卫生、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计委批准，并凭批文和设计图纸，向所在区（县）公安机关申请，取得《剧毒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后，经上述审
批部门联合检查验收合格，由工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方能投入生产。
改建、扩建剧毒物品生产工厂，须报市计委批准并经所在区（县）公安机关、劳动、卫生、环境保护等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工程竣工后，经上述部门检查验收合格方能投产。
第九条 生产剧毒物品的厂房，必须按剧毒物品的种类和性能，相应设置防毒、防爆、防火、防盗、防尘、防潮和通风排气、降温以及救护等安全措施。生产过程中的废液、废气、废渣、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其处理，应严格遵守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
第十条 剧毒物品产品的包装，应经严格检验，保证质量。产品包装不合格的，不准出厂。
第十一条 生产单位如发生中毒、原料丢失等事故时，应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立即向主管部门和卫生部门以及所在区（县）公安机关报告。

第三章 储 存
第十二条 凡储存剧毒物品（经公安部门批准临时存放的除外）必须修建或设置专用的库、室、柜，并将结构图纸等有关资料，报经区（县）以上主管部门和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送区（县）公安机关核准，领取《剧毒物品储存许可证》后方能使用。
第十三条 储存剧毒物品的库、室、柜，应根据毒品的性质、数量、危险程度与周围人员及生活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对不符合安全规定距离的库、室、柜，应限期调整或停止使用。
第十四条 剧毒物品的储存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剧毒物品进、出仓库应经严格查核、登记，做到数目清楚，帐、物相符。
（二）储存不得超过设计容量，堆垛要符合安全规定，通道要保持清洁、畅通。对撒留在地面和垫仓板上的剧毒物品，应及时清理。
（三）对性质相互抵触，易燃、易爆、易变质、易产生毒性外泄或事故处理方法不同的剧毒物品，必须分室、分堆隔离，不得混同存放。对易发生事故的剧毒物品要勤检查，发现事故苗头应及时采取措施。
（四）要加强剧毒物品储存区域的安全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严禁烟火。
（五）失窃剧毒物品应立即向本单位的保卫部门及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告。
（六）对需作销毁处理的剧毒物品应及时造册登记，作出处理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向所在地的区（县）公安机关备案。

第四章 购 销
第十五条 国家对剧毒物品实行购销许可证制度。严禁自由买卖或与它物串换。
第十六条 购买剧毒物品，须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省、市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含中央驻穗单位）需购买剧毒物品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市主管供应部门提出申请购买，并将购销合同副本或凭证送供应地的区（县）公安机关备案。
（二）区（县）属单位（含街道、乡、镇基层单位）及专业户需购买剧毒物品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购买地的区（县）公安机关申领《剧毒物品购买证》，凭证到指定供应地点购买。
（三）外地单位来本市购买剧毒物品的，须凭当地公安机关发给的《剧毒物品购买证》，到供货地的区（县）公安机关登记鉴证后购买。
第十七条 凡经营销售剧毒物品的单位及个人，须持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证明，经当地的区（县）公安机关批准，发给《剧毒物品销售许可证》，凭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销售剧毒物品时，要填写好《销售剧毒物品登记表》，以备检查。
第十八条 剧毒物品进出口业务，凭外贸部门核发的《剧毒物品进出口许可证》办理。

第五章 运 输
第十九条 运输剧毒物品，须由货主向其所在地的区（县）公安机关领取《剧毒物品运输证》后，方能办理运输手续。
押运人员应懂得剧毒物品的性能，并认真检查装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
第二十条 运输剧毒物品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和翻斗车载运。
（二）不得把性质相互抵触、防护方法不同的剧毒物品混装于一个车厢或船仓内；不得在同一车厢或船仓内载乘无关人员或载运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对在同一车厢或船仓内载运少量小包剧毒物品，也须采取严格的分隔措施。
（三）运载剧毒物品进入广州地区，除须持《剧毒物品运输证》外，还须按当地区（县）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如需中途停、泊车、船的，应有专人看管。
（四）运载剧毒物品的车船，不得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公共场所以及党、政、军等重要机关附近停留。
（五）运输途中如发生剧毒物品泄漏及其他意外事故，应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及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并按有关部门的要求，认真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剧毒物品的装卸，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要在指定的车站、码头装卸；
（二）需有专人负责组织和指挥；
（三）严格遵守装卸安全操作规程；
（四）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装卸现场；
（五）装卸完毕，应检查作业现场，如发现撒漏，须及时清除、消毒。
第二十二条 严禁随身携带剧毒物品乘坐公共车、船和飞机；严禁在行李、包裹或邮件内夹藏剧毒物品。

第六章 使 用
第二十三条 凡需使用剧毒物品的单位和个人，须持上级主管部门的批文及使用说明书，到所在地的区（县）公安机关领取《剧毒物品使用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凡使用剧毒物品，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并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使用剧毒物品的人员，每年由上级主管单位培训考核一次，考核合格的发给及格证；不合格的不能上岗。
第二十五条 使用剧毒物品的人员，应严格遵守领取、清退制度。对剩余的剧毒物品，应当天退回原领取地点保管。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剧毒物品。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 对执行本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区（县）公安机关和生产、经营主管部门每年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和单位的负责人，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凡未按本规定办理剧毒物品生产、储存、购销、运输、使用等审批、领证手续的单位和个人，须于本规定公布后三个月内向有关部门补办审批领证手续。
第三十条 各有关单位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订具体实施规则，并报广州市公安局及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过去有关规定如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1987年11月24日
　　解决“中国式过马路”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行人只要服从交通信号灯的指挥就可以了,但连日来随着媒体的介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样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
　　前几天,央视专门对“中国式过马路”做了现场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很多情况下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因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不合理,间隔时间太短,有时行人来不及通过马路,信号灯就变了,这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尤其不公平。央视的这个调查结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一些法律专家学者也对这个结论表示支持。
　　如果就个案来讲,我也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的确有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式过马路”的核心还是社会整体规则意识的欠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城市,不是所有的路口交通信号灯的设置都不合理,但却是所有的路口都存在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如果过分强调交通信号灯设置不合理,会导致本来就欠缺规则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人更认为只要是规则不合理,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违反规则。事实上,很多时候规则合不合理不是由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不能因为某个人不方便就否定规则本身。
　　这里涉及到一个争议很多的法理问题——不合理的法律要不遵守?一直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恶法非法,所以就不用遵守。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早在2400年前,苏格拉底用他的生命表明了他的立场——对法律绝对服从,不能因为法律不公正就可以随意违背它。
　　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律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其根本的问题是法律是否可以得到一体公正的执行,不能得到一体公正执行的法律就是恶法,反之就是善法。以新加坡的法律为例,用现代的法学理论来看,新加坡的鞭刑毫无疑问是恶法,但新加坡人民并没有群起而反对,要求废除它,甚至连争论都很少。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这种法律得到了一体公正的执行,任何人违反了相关法律都要受到这样的惩戒。也就是说,即使是恶法,只要执法公正,人们还是愿意遵守的。如果说在很多事情上是非曲直并不是那样黑白分明的话,那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是最高的正义,毕竟民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正的对待才是人们敢于违法的真正原因。
　　再回到“中国式过马路”上来,交通信号设置不合理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执法的时紧时松,你紧我松,此紧彼松,也许才是行人违法,进而是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的关键。
　　在很多人普遍缺乏规则意识的情况下,媒体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理应引导人们树立规则意识,向公众传递遵守法律的正能量。但在很多情况下,媒体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好。
　　日前北京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个栏目设置的初衷是与法院合作,对一些正在审理中的涉及财产、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这本来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司法理念和司法目标的,但这一期节目却有所不同。兄弟俩因为宅基地分配发生矛盾,法院已经两审终审作出了判决,但哥哥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扬言要闹事,弟弟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对这样的案子还需要调解吗?显然不必,调解是司法的前置程序,建立在当事人之间情感基础上的司法调解应该是在案件审理前或审理中,而不是审理之后,特别是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后,这种调解就更是没有必要,这种调解只能是让当事人感到法律的无力和无能。如果说一个法院已终审的案件还可以商量的话,那法律的权威只能归零,也正是因为这种“凡事好商量”的司法态度,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才会荡然无存。
　　规则意识、法律信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厘清一些模糊的观念,更需要机构和个人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媒体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传递不正确的信息,让人动辄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理由、寻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