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条例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条例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2月26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医疗保险费征缴
第三章 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第四章 医疗保险待遇
第五章 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
第六章 医疗保险机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镇从业人员的基本医疗，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原则，结合海南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下列人员：
（一）企业的从业人员；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
（三）部队所属用人单位中无军籍的从业人员；
（四）个体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
离休、退休人员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建立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基金，实行个人医疗帐户（以下简称个人帐户）与社会共济医疗帐户（以下简称共济帐户）支付相结合的制度。
个人帐户的所有权属于个人。共济帐户的所有权属于参加医疗保险的全体人员。
第四条 医疗保险费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第五条 医疗保险由人民政府强制实施，统一管理。
第二章 医疗保险费征缴
第六条 医疗保险费费率为从业人员本人月工资总额的11％，其中用人单位缴纳10％，从业人员本人缴纳1％。
个体经营者按本人月收入的11％缴纳医疗保险费。
个体经济组织中的受雇人员，其医疗保险费的10％由雇主缴纳，1％由雇员本人缴纳。
缴费工资总额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算。
第七条 计算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从业人员本人月工资总额，不得低于所在市、县、自治县从业人员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
从业人员本人月工资总额低于所在市、县、自治县从业人员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60％的，应当由本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改由用人单位缴纳。
第八条 从业人员本人月工资总额超过所在市、县、自治县从业人员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也不作为核定个人帐户定额的基数。
第九条 从业人员离休、退休后的第一个月起，本人和用人单位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
第十条 医疗保险费按月征缴，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应当于每月15日前缴纳。从业人员本人应当缴纳的部分，由用人单位从其工资中代为扣缴。
医疗保险费由社会保障机构委托用人单位开户银行代扣或者由用人单位直接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
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费可以由社会保障机构委托有关管理机构代为征缴。
参加医疗保险时，用人单位必须一次性预缴一个月的医疗保险费，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记入从业人员的个人帐户，退休人员由社会保障机构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比例，记入其个人帐户，年度结算。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无能力缴纳医疗保险费的，经书面申请、社会保障机构审查批准后可以缓缴。缓缴期为三个月。缓缴期满后应当如数补缴医疗保险费及利息。缓缴期内，免缴滞纳金。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企业列入管理费用，个体经济组织列入成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从行政事业经费中列支。
用人单位不得以为从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费为由而降低其工资标准。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在本条例施行后30日内、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获准成立后的30日内，必须向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医疗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后的30日内，必须向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医疗保险手续。
第十四条 医疗保险实行年检制度。凡未经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医疗保险年检合格手续的用人单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工商年检合格手续。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时，应当持有由社会保障机构出具的医疗保险关系终结书。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因宣告破产、撤销、解散或者其他原因终止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偿其欠缴的医疗保险费及利息。
用人单位合并、分立、转让时，由合并、分立、受让的单位负担欠缴的医疗保险费及利息。
第十六条 本条例实施前的医疗费欠帐，仍由原渠道解决。
第十七条 提倡和鼓励社会各界捐助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持发展医疗保险事业。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费用开支状况，对医疗保险费费率进行调整，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章 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第十九条 从业人员个人帐户分别不同年龄段，按本人缴费工资总额的下列比例记入：40岁以下的，按4％记入；41岁至50岁的，按5％记入；51岁以上的，按6％记入。
退休人员的个人帐户按本人养老金总额8％记入。
第二十条 医疗保险基金在扣除记入个人帐户的基金和按规定提取管理费后，记入共济帐户。
共济帐户用于：
（一）离休人员的医疗费；
（二）从业人员、退休人员按本条例规定应当由共济帐户支付的医疗费；
（三）特殊困难人员的医疗补助。
第二十一条 个人帐户不得提取现金，不得透支，超支不补，节余滚存使用。从业人员、退休人员死亡时，其个人帐户的资金余额可以继承。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条例规定为其从业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增加个人帐户资金。
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离休人员的医疗费，按上年度离休人员人均实际医疗费支出金额建立专户，实行单列。不足支付时，由财政负担。
第二十五条 社会保障机构有权核查个人帐户的有关情况，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退休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从业人员、离休退休人员有权查询医疗保险有关情况，社会保障机构和用人单位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六条 从业人员迁离本经济特区时，个人帐户的资金余额退还本人，在本经济特区内流动时，个人帐户资金余额应当转移到迁入地区社会保障机构。记入共济帐户的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也不转移。
第二十七条 从业人员失业期间，由失业保险机构补助的医疗费应当记入个人帐户管理。
第二十八条 医疗保险基金的年度收支预算、决算应当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章 医疗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 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凡未按本条例规定缴纳医疗保险费或者缓缴期满仍未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暂停享受共济帐户支付医疗保险费的待遇。
第三十条 住院或者紧急抢救医治属于病种目录所列疾病的从业人员、退休人员（以下简称住院或者紧急抢救医治的人员）医疗费，按下列办法支付：
（一）从业人员医疗费在所在市、县、自治县从业人员上年度二个月社会平均工资以下部分，退休人员医疗费在退休时所在市、县、自治县从业人员上年度一个月社会平均工资以下部分，由本人支付。
（二）从业人员、退休人员一次性医疗费超过本条第（一）项所列数额以上部分，分段按不同比例计算，由本人和共济帐户分别支付；从超过数额起点至十个月社会平均工资的，从业人员支付15％、共济帐户支付85％，退休人员支付7．5％、共济帐户支付92．5％；超过十个
月至二十个月社会平均工资的，从业人员支付9％、共济帐户支付91％，退休人员支付4．5％、共济帐户支付95．5％；超过二十个月社会平均工资的，从业人员支付5％、共济帐户支付95％，退休人员支付2．5％、共济帐户支付97．5％。
（三）按照本条第（二）项自付医疗费，从业人员超过三个月社会平均工资以上部分，退休人员超过一个半月社会平均工资以上部分，本人不再负担。
（四）从业人员、退休人员当年再次住院或者紧急抢救医治属于病种目录所列的疾病时，个人不再负担本条第（一）项所列医疗费。
本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度，从业人员、退休人员按照本条第（一）项中本人应当支付的医疗费减少50％；本条例实施第二年度，从业人员、退休人员按照本条第（一）项本人应当支付的医疗费减少30％；本条例实施第三年度起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共济帐户支付医疗费的病种目录，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并适时修订。
第三十一条 住院或者紧急抢救医治的人员进行Ｘ线电子计算机体层摄影（ＣＴ）、发射计算机断层仪（ＥＣＴ）、彩色Ｂ超、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等高新技术特殊检查，单项检查费在100元以上的，其检查费由本人支付20％。
前款人员安装国产普及型人工器官、心脏起搏器，进行震波碎石、血液透析等，以及施行器官移植的医疗单项费用，个人支付20％。
前款人员使用符合医疗保险医疗药品范围的国产或进口贵重药品，最小制剂规格（支、片、丸、粒、包、克、瓶等）单价100元以上的，个人单项支付药费20％。
第三十二条 住院或者紧急抢救医治的人员，住院医疗床位费单独核算，符合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规定和疗程标准的，从业人员支付20％，退休人员支付10％。
第三十三条 甲类传染病的医疗费用由共济帐户支付。暴发性、流行性传染病的医疗费用由人民政府拨专款解决。
第三十四条 除由共济帐户支付的医疗费外，其他医疗费均由个人帐户支付，超支自理。
第三十五条 参加医疗保险的从业人员、退休人员因自负医疗费而影响基本生活的，可以向社会保障机构申请特殊困难医疗补助。
第三十六条 离休人员不设立个人帐户，其医疗费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依照《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不满十年的退休人员，不享受本条例规定的退休人员同等医疗保险待遇。
第三十八条 凡参加医疗保险时年满50岁，且按国家规定计算工龄不足一年，或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满二年的人员，俟参加医疗保险满一年后，方能享受共济帐户支付医疗费的待遇。
本条例实施前的从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已享受医疗保险的，视为已参加医疗保险。
第三十九条 从业人员发生工伤，依照《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办理。
从业人员、离休退休人员因违法犯罪、酗酒、自杀自残等支出的医疗费，共济帐户不予支付。
因交通肇事及医疗事故等支出的医疗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经社会保障机构同意转往本经济特区以外地区医疗机构治疗或者因公出差本经济特区以外地区的人员，医疗费支付办法依照本条例执行。离休、退休人员迁离本经济特区的，其医疗费可以实行定额管理。
第四十一条 因公出国或者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期间的医疗费用，由派出单位支付，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四十二条 各项医疗费支付标准，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和各方面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五章 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
第四十三条 实行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承办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资格认证和年检制度。
凡经本省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业的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均可以向社会保障机构申请承办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业务；经审查合格，由社会保障机构颁发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并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凡未取得资格证书的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不得进行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业务。
第四十四条 社会保障机构与取得资格证书的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应当签订医疗服务合同。
第四十五条 病人使用个人帐户时，可以在本省任何一个取得资格证书的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就医、购药。
第四十六条 医疗费用按照规定由共济帐户支付的，病人应当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定点医疗机构由社会保障机构从取得资格证书的医疗机构中优选确认后公布。
第四十七条 病人凭医疗保险证就医。发现人证不符的，医务人员不得为其开具医疗保险医疗单据，并告知社会保障机构。
第四十八条 实行医疗保险服务项目及药品的目录准入制度。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项目及药品目录，由省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适时修订。
未列入目录的医疗服务项目及药品不得进入医疗保险医疗单据，其费用医疗保险基金各帐户不予支付。
第四十九条 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由省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卫生行政、财政、物价等部门制定，并适时修订。
医疗保险医疗药品价格，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定价的规定，其利润率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违反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药品价格规定的，医疗保险基金各帐户不支付超标准的医疗费。
第五十条 取得资格证书的医疗机构应当公布医疗保险医疗管理办法、办事制度和收费标准。
第六章 医疗保险机构
第五十一条 省人事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是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的行政主管机关。
省社会保障机构是实施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业务的机构。
市、县、自治县人事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的行政主管机关。市、县、自治县社会保障机构经办本行政区域内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业务。
第五十二条 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协助社会保障机构开展医疗保险工作。
第五十三条 社会保障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帐册等有关资料及个人医疗帐户。
第五十四条 社会保障机构有权检查承担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业务的医疗机构诊断、检查、治疗过程中执行医疗保险法规的情况，审验医疗保险医疗处方、诊疗报告单、病案、费用收据等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请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物价管理部门等予以协助。
第五十五条 社会保障机构医疗保险管理费的提取：本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度为当年度征缴的医疗保险费总额的3％；本条例实施的第二年度为当年度征缴的医疗保险费总额的2．5％；本条例实施的第三年度起为当年度征缴的医疗保险费总额的2％。
社会保障机构开办医疗保险业务所需特殊设施的费用，由当地人民政府专项解决。
第五十六条 成立省医疗保险基金监事会，负责审定医疗保险基金年度预算、决算，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征缴、管理和支付进行监督。监事会由政府或者其指定部门、用人单位和工会三方代表组成，可以聘请专家代表。监事会活动方式由章程规定。监事会章程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或者从业人员拒缴、拖欠或者少缴医疗保险费的，社会保障机构应当用公告或者其他书面形式发出缴费通知书，公告或者通知书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被送达单位或者从业人员在公告或者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必须按照通知书要求缴纳医疗保险
费及利息，并按日加收欠缴额2‰的滞纳金。逾期仍未如数缴纳的，处以欠缴额20％的罚款。
滞纳金和罚款并入医疗保险基金。
第五十八条 社会保障机构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对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医疗保险费转入个人帐户、共济帐户的；
（二）贪污、挪用医疗保险基金的；
（三）违反医疗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四）擅自提高管理费比例的；
（五）擅自减、免或者增加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应当缴纳医疗保险费的；
（六）擅自更改医疗保险待遇的；
（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第五十九条 单位、个人冒领医疗费或者医务人员故意给冒名顶替者开处方、诊治的，社会保障机构应当如数追回已支付的医疗费，并处以责任人冒领金额2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从业人员”是指领取一个月以上工资收入的社会劳动者和经营者。
第六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条例实施前制定的有关医疗保险和医疗管理的规定同本条例相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1995年7月1日
民权刑法——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方晋晔
摘要：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有机共同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保障人权，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今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必然选择。所谓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因此，摒除重义务轻权利传统刑法积弊，树立全新的民权理念，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是建构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关 键 词：民权刑法 和谐社会 人权保障 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 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
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其刑法文化必然是强调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以君权为代表的统治权的绝对尊重，刑法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传统观念下，国家本位、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行政化的社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导向政治文化盛行，使得传统刑法观念只能是权力本位性的刑法。在权力本位性刑法观念下，把刑法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手段，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维护两种绝对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权利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剥夺，而国家权力却可能得到膨胀与滥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传统文化的惯性，人们的刑法观念仍然是社会保护观、刑法工具观。在这种一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长期受到压抑与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忽视甚至漠视。有学者形容说：“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共同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
（一）在立法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刑法典关于刑法任务的片面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概括起来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八个字。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罚世轻世重”的古训就成为了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重要因素。在整体刑罚量仍然偏高的情况下，重刑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刑罚。重刑是超出犯罪的量给予的刑罚量，直接导致犯罪人对刑罚的冷漠和无视。刑法投入过量刑罚，说明没有考虑犯罪人的人权，而仅仅关注到个别预防的效果，还在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刑法思路中绕圈。 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那么就应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罪刑法定已是我们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刑法分则中的“其他、等”刑事堵截条款给了我们刑事扩大解释以巨大的空间，让罪刑法定的意义大打折扣。刑事立法中这种偏重社会保护机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不注重保障人权的消极现象。
（二）在司法领域，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以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自己的唯一使命。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司法是与立法、执法互有分工又互相制衡的一种国家职能。刑事司法只有在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同时，严格依法保护被告人的人权，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裁判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救济、维护社会公正的应然。刑罚权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之一，国家权力受到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的刑罚权受到制约。 尤其在刑事诉讼这一具体活动的过程中，国家司法机关相对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来说总是强者，后者相对而言总是弱者。对强者不设定制约机制，对弱者不提供保障机制，又怎么可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呢？
（三）在执法中，刑法的泛刑化、万能化、重刑化等国权主义色彩浓重，往往把刑罚作为镇压犯罪的“ 刀把子”，而忽视了刑罚的改造功能和预防目的。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在不断地攀升，重新犯罪日益成为令人忧心的严重问题。近年来，从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实践来看，有前科即二进宫甚至三进宫四进宫的人员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而在这当中，“牢友帮”现象更为突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加严重。美国伊利诺斯州矫正局前局长查尔斯•罗说：“我认为一个人连续数年关在一个高等安全监狱里，告诉他何时就寝，何时起床，每天的每一分钟干什么，然后再把他抛在街头并指望他能够做一名模范公民，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们的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完善新的历史时期的刑罚体系。
二、民权刑法的展开
陈兴良先生曾指出：“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 因此，摒弃国权主义刑法观、建构民权主义刑法观势在必行。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民权”之“民”，既包括作为全体的人民或国民，也包括作为个体的市民或公民；民权既包括人民或国民的权利，也包括市民或个人的自由与人权。“民权”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总称。 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权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因此，刑事法律的现代化，就是要以人为本，摒弃视犯罪人为消极的司法客体的观念，将犯罪人当作人，置人的理性与尊严于重要地位。
（一）民权刑法是公民社会的刑法形态：
公民社会一词，来源于英文的“Civil Society”，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 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社会具有积极作为和消极无为双重属性：一方面对国家，它是自我限制的理性化的存在，倡导守法、结社、多元的观念；另一方面，它对其成员提供行动理由和动力，力主权利、平等、公开的行为方式，产生社会动员和对社会成员的诸多影响。
一旦在中国这片土地形成“公民社会”，那么，随着公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话语权力也将得以增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暴力争夺或者上帝的恩赐加以确定，那时的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的象征。时过境迁，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则必须来源于人民授权，或者说是“主权在民”。即使没有直接的人民授权，也必须有人民某种形式的认同或者默认。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是有限的，它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来激发社会活力，或者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活动，但它却不可能代替公民社会本身。政府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社会有权利、有资格监督政府。这样的公民社会呼唤理性刑法，要求以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伦理秩序为根基建构刑法。它是启蒙思想复苏的产物，同自由主义与时俱进。在公民社会的刑法中，市民刑法的良好品格将继续张扬。更为可贵的是，刑法更为实质性地突出权利保障、突出权利救济，呈现新的形态———民权刑法。
首先，刑法的制定应体现人民主权，代表人民意志。现代宪政的根本是人民，宪政建设的本质是追求并实现人民主权。刑法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理应成为“人民权利的宪章”。在中国，宪法不具 有直接适用性，刑法是实践宪法、促使宪法司法化的一个必要通道，必须通过刑事立法来保护宪政权利。
其次，刑法的实施应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代表人民意志的刑法从根本上讲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良法需要好的执行者与执行制度，以保证其顺利实施。这时，可以通过刑事政策理念宏观来指导刑法实施，比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重罪予以重刑，对轻罪惩罚可以采用刑事和解、缓刑等方式，以满足人民的报应与功利观念。
三是刑法的改革应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满足公民社会的各项要求。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实有权利与法定权利、道德权利存在着差距，刑法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实有权利和法定权利无限逼近道德权利。比如，死刑废除，一个社会的死刑观决定着是否废除死刑，刑罚观决定着是否采用重刑还是走轻刑化之路，改革正是朝着权利的现实要求和发展方向而去的。
（二）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均获得协调的均衡状态，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是首要的，它制约着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协调水平。然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包括合理的权力支配程序、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有序的公民互动格局等。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借助公民社会这一平台。
政府和社会并不对立的，但他们之间应有主次之分。其中，社会是“主”，而政府是“仆”，这要求政府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和对公民私人权利、私人空间的高度尊重，让广大民众可以在一个阳光透明的环境下生活。事实证明，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众所周知，公民社会的中心信条是权利和民主，这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社会成员互动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创设主体是每个公民，独立而自主的公民个体，这样的人在公民社会中习得了理性行为方式、合作态度、批判意识，他们就可以直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并可以由单个人的和谐行为通过良性传递效应，转化成整体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和经常性的行为方式和意识态度，保证了社会和谐的长期、持续进行。
（三）民权刑法成为和谐社会刑法的题中之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权保障逐步受到重视。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目标。目的决定手段，当我们确立了以和谐社会为建设目标以后，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的轻缓化就是势所必然。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强调轻轻与重重相结合，但就其根本而言，更应当关注的是刑罚的轻缓化。 在这种情势下，刑法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注意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一方面，限制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恣意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与自由，限制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制订法律规定“罪与刑”，国家立法权要受公民个人权利的限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宽严相济”，一处是在报告开头，介绍一年来审判和执行工作情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时，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另一处是在介绍2006年工作安排“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罚犯罪”时，强调“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由此可见，民权刑法呼之欲出。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法的改革之路
刑法观念的变革是刑法现代化的先导，而刑法观念的嬗递却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随着一元社会结构向二元社会结构的跃迁，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权刑法观念体系将会形成。对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其艰巨性，又要以积极、理性的姿态参与到这一观念重构的工程中去，改变“国家本位”的思想观念，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的核心上来。立法者应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立法的终极目的，树立刑法的契约意识，也就是说将刑法作为国家与公民间的一种契约形式，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划定一个尺度、合理的界线，使人权保障优位于社会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优位于国家刑罚权。司法工作者应摈弃过去那种“管制”式的司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式的刑事司法新理念，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犯罪人当“人”看待，尊重并保障他们的人权。公众也应破除那种把自己看作是刑法所处治的对象，树立“刑法主人”观，把自己视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逐步培育对刑法的亲和感、信任感。
（一）以被害人为本，修复社会性伤害。
犯罪不仅仅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必须看到，犯罪是社区中个人针对个人的侵害行为，并且对社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我们应该帮助犯罪人认识到他们不是被害者，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害人的制造者”。 国家对犯罪的处置不仅要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关注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正当诉求，包括精神的抚慰和经济的赔偿，必须建立一种由传统刑罚的单纯惩罚转变为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犯罪处理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兴起了“恢复性司法”制度(restoration)。所谓恢复性司法，就是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加害人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 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旨意是建立一个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对话的“工作模式”，努力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修复被害人、犯罪人及社区成员之间因犯罪产生的裂痕，恢复社区和人们之间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责任、义务和未来。其核心价值在于强调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和解措施，全面恢复因犯罪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失，并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恢复被破坏的社区人际关系，使社区成员之间更加和睦，体现了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
“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因此，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顺应世界刑事司法改良发展的潮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以犯罪人为本，促进其尽快回归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构日益彰显了人类作为自己的主人的重要性，人类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也得以随之确立。与此相适应，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以惩罚与报应为主题以期给犯罪人带来精神痛苦的刑罚观念，亦应逐渐向以保障罪犯权利为内容的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方向演进。
刑罚个别化是建立罪犯与监狱相和谐的纽带，因为刑罚个别化特别注重犯罪人的个人权利。自菲利以后，缩小刑罚的调控范围，寻找刑罚的替代措施直至废除刑罚，一直是社会防卫论者的明确主张和不懈追求。刑罚个别化倡导非监禁刑的广泛适用，并对监禁刑的适用力主非惩罚化。萨瑟兰认为，惩罚害多利少，其理由是“惩罚往往使受惩罚的个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其成为社会的顽敌”；“改造应该是构造人格的过程，惩罚则有碍塑造人格的努力”。 因此，刑罚应该剔除惩罚的成分，而代之以教育和矫治因素，尽量使狱中生活与狱外的正常自由生活相接近；用教员代替看守，对罪犯进行文化、技术和社会公德教育； 改善在押罪犯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罪犯与外界尤其是与家庭的联系等等。
行刑社会化则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它是刑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刑罚执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它避免了单纯依靠监狱自身改造罪犯的弊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刑罚效益思想，是对我国传统重刑主义的颠覆，符合刑罚轻缓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推行开放监狱，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用公共服务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等等行刑社会化的措施。
刑罚理念的嬗变本身蕴涵尊重罪犯人格，保障罪犯权利，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哲理。可以预见，通过刑罚个别化以及行刑社会化，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有机协调，追求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结语：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人本主义刑法观为精髓的民权刑法必将成为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宝典。当然，这一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取决于我们对刑法观念现状的深刻认识，更取决于我们基此重构现代刑法观念的勇气和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坚信，通过一代代刑法学人的共同努力，民权刑法的观念必将深入人心，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保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