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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粤府办〔２００８〕５４号

印发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监察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九月一日



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促使其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广东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各部门（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在公众场合言行不适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行政首长责任的行为。

　　第三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按照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合法、客观、公正地进行。

　　第四条　政府部门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各级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五条　政府部门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超越政府部门权限擅自决策的；

　　（二）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的；

　　（三）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的；

　　（四）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五）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的；

　　（六）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的；

　　（七）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八）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六条　政府部门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的；

　　（二）发生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发现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采取行政措施违法、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八）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九）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或者直接管理单位负责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较大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一）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十二）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虚报、谎报或夸大政绩的。

　　第七条　政府部门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二）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选拔干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三）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本部门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五）指使、授意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六）因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政府部门不依法接受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接受或者不配合人大机关监督以及司法机关监督的；

　　（二）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三）拒不执行或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和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执行上级机关、行政监督机关根据信访、投诉，要求其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和建议的。

　　第九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掌握的工作秘密的；

　　（三）利用因工作之便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者亲属牟取利益的；

　　（四）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或包庇、纵容的。

　　第十条　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发现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者依据下列问责信息，可以责成本级监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检举、控告；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政府部门绩效考评和工作考核结果；

　　（六）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七）其他反映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存在问责情形的材料。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应当向监察机关作出书面说明。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对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阻挠或者干预调查工作的，监察机关可以提请本级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暂停被调查人执行职务。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调查结束，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听取其对调查事实的意见。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人民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是否问责的具体建议。

　　第十五条　调查结果认为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存在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的，应当提请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作出问责或者不问责的决定，并决定责任追究方式。

　　拟问责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以就问责事项向政府常务会议陈述和申辩。

　　第十六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公开道歉；

　　（四）通报批评；

　　（五）责令辞职；

　　（六）免职或者建议免职。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因同一问责情形受到行政处分的，可以同时进行问责。

　　采用第（五）、第（六）项方式问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七条　有问责情形的行政首长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追究其他责任的，从其规定。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对行政首长作出的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决定，由监察机关书面通知本人，并抄送作出问责批示或提出问责建议的有关机关。

　　第十九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诉。

　　第二十条　人民政府接到申诉请求后，可以根据申请的内容作出复核决定，并责成监察机关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问责决定可以暂停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人民政府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将问责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人民政府和本级监察机关。

　　监察机关对问责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三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拒绝执行问责决定的，依照管理权限免去其职务后，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参与问责调查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五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情形是由其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造成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体制的政府部门，对本系统所属的下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终被否定
------从“许霆案”到新解释

最近，“许霆案”终审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一棰定音。
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正式施行。该批复的内容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针对信用卡类犯罪具有全新意义的司法解释，使笔者又想起去年最火而今刚刚有些降温的“许霆案”。虽然重审将该犯罪定性为盗窃罪，由原来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仍然难以平息民众对此案件的争论，关于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该定何罪、量刑的轻重、ATM机的法律地位等对于法律和罪名如何理解的问题，无论司法者、律师、学者、民众等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全民的参与、广泛的论证、各抒己见是好事情，理越辩越明，有利于学术理论的澄清和突破，使法律也能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许霆案”的焦点ATM取款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性质。本案定性为盗窃，而不是诈骗抑或信用卡诈骗，源自“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这一论断，理论上的通说和判例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盗窃罪。诈骗是基于人的认识错误自愿将财物交付，机器是无意识的东西，也即无认识,所以机器就不能因为认识错误而受骗上当。该观点或许受到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未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有独立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一般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绝大部分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情形，但是仅限于利用计算机骗取财产性利益这一种情形。据此，恶意非法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直接取款，由于是使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诈骗罪，理论和实践中则以盗窃罪论处。
笔者认为，主张利用信用卡非法套取智能机器管理的钱财是盗窃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行理论认为，机器不可能陷于认识错误，则相对于机器的诈骗罪不能成立。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计算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现象大量出现之后，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犯罪（包含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恶意取款）定为欺诈，看到了利用计算机诈骗与诈骗罪具有相同的本质。该“批复”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在ATM机上恶意骗取钱财是可以构成诈骗犯罪的。如果坚持“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那么所有利用智能机器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定性为盗窃，不可能成立诈骗，或许还要出现许多类“许霆案”。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利益是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合法权益为基础的，刑法上的很多问题也是以民法为基础的，比如抢劫罪首先就要严格的定性被抢财物的所有权归属等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源于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普通机器不能承载人的意思表示，但智能机器可作为人的意思表示的载体，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要对方发出符合的要约，其本身即可按照预设作出承诺，是按照人意所为，本质是人与人的对话，绝对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如本案中，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会得到设定程序的人的认可，发出预设指令让机器如数吐出钱来。这一行为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客户和银行（ATM机意思主体）之间的表意行为。一旦出错，非为机器的物理故障，那就是设计程序的人的漏洞和疏忽，是人的失误。否定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将客户多取钱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只看ATM机和客户之间的事实关系，撇开了机器背后的人的意思，客户多取钱要找他；那么如果是客户少取到了钱或者取到了假币，那只能找机器？岂不是求助无门？难道银行真的是只赚不赔？
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普遍运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扮演了有关人员的角色。我们必将重新审视这一高科技带来的新生事物，逐步将其与普通的机器区分开来而另眼相看。刘明祥教授就曾经分析指出：本案是ATM机的信息系统作出错误判断而将钱款送到ATM机外部窗口使被告人取得的，并非是被告人将ATM机砸毁或撬开后从中拿走现金，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该条中的“恶意透支”情形(参见《检察日报》1月8日)。笔者也认为，机器被人为造成物理损坏与体现人的意思的计算机程序出错应该有所不同。再智能的机器也不能被看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最终也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但是机器后面的人是有可能被骗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骗取不属于自己的有价值之物，而不在于被欺骗的对象是聪明的成年人还是认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幼童，抑或智能机器。直接拿走他人占有的财物与经他人交付拿走其财物，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损坏机器非法取得钱款可以成为盗窃，银行付款程序误认而多付，通过机器人间接受骗间接处分财物，从学理上来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对此类行为按照诈骗定性更符合逻辑。
对于“许霆案”，如果以诈骗定性，合法、合情、合理，体现出公平正义；或者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符合公众期待、能为公众认同的结果，较好地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指导，局限于所谓的定论，机械地套用过时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的压力下最终导致“许霆案”原判的被否定，这足以说明创新理论指导灵活司法的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和司法要防止“一放就乱”，但也同样要防止“一统就死”，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于案不公的现象。
在成文法系，法律以文本的形式体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无法做到100%的精确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官波斯纳才说：“关于制定法的含义的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通过算术方法解决。”通常来说，普通的案件能取得大家的认同，但疑难案件却无法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得到圆满的解释，法律语言的含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疑难案件的处理，得以廓清其外延与内涵。同时，“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美国法学家庞德语），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受制于立法者本身的认识不全面，而带来缺陷与不公平。因此，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曝露出其存在的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顺应时代，修改法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立法往往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随后作出的。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法律理论来指导司法者选用适当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来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令常人能够接受的裁决。我们不该总是固步于“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之论断而机械司法，非得借鉴日本的定论而忽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社会转型期需要用新的法律理论适应并指导司法实践，以期法律带给公众更加公平合理的感觉，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在发展进步，法律也该与时俱进。


作者：王智名 单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