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财政部
关于印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财会[2011]19号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铁道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后勤部、武警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财政“十二五”时期的有关要求，在认真总结会计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会计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我部制定了《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级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的贯彻执行工作。要大力宣传《规划》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加强组织领导，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制定《规划》的实施方案，建立监督检查机制，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会计改革与发展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附件：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
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十二五”时期（2011年至2015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财政“十二五”时期的有关要求，制定《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对于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推动会计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会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总结“十一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基本情况、分析“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指导未来五年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一、“十一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情况
“十一五”时期，我国会计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服务经济财政工作大局，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会计改革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成并得到有效实施，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构建完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会计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为深化政府会计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认真贯彻《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9]56号）精神，深入实施做大做强“走出去”战略，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发布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和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会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制定发布《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会计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中国会计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全方位展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向纵深发展。
“十一五”时期会计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一是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从经济财政工作大局出发，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社会公示的会计管理机制，在会计工作中充分保证公共利益要求。三是坚持改革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出了若干会计改革的重要举措，实现了会计体制、机制、制度和理论的不断完善。四是坚持务实高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赋予的神圣职责，科学分析会计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上下一心、齐抓共管，多项会计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五是坚持开放合作。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全方位开展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融入国际会计事务，不断提升中国会计在国际会计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会计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会计基础工作仍然薄弱；会计信息综合利用程度不够高，会计信息尚未得到市场的充分应用；会计人员队伍结构不合理，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会计人才缺乏；会计信息化管理体系不够健全，信息化服务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有待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结构布局还不够合理，人才建设、品牌建设、诚信建设、治理机制建设、国际网络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对实践的指导不够，学术研究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与协同创新有待加强。
二、“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会计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推进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从国内看，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信息化标准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并推动其有效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务公开的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利于建立新型的政府会计标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贯彻“走出去”战略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贯彻落实国家人才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加强会计人才建设提供了有力政策保障；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会计管理工作。从国际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逐步增强，有利于我国深入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全球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助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会计信息化建设及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稳步实施创造了良好环境。
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的制约。从国内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会计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会计法制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压力的增大，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进一步推动会计理论创新。从国际看，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出现深度调整，为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挑战，要求我们扎实做好企业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通用分类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推动全球会计准则的趋同，需要我们全方位开展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与发展，全面提升会计管理水平，努力开创会计工作新局面。
三、“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着力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定不移地围绕会计法制、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内部控制、会计鉴证、会计信息化、会计人才队伍建设、会计指数、会计理论研究等重要领域，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十二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会计体系：
一是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推进依法管理，发挥地方、部门、基层单位和会计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会计管理体系。
二是不断完善和强化实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审计准则及其他国际标准持续趋同，并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体等效的企业会计、审计、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由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小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组成的我国统一的企业会计标准体系。
三是健全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国际服务贸易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相适应，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执业领域不断拓展，能够持续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和诚信度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系。
四是健全以会计职业胜任能力框架为指导，能够全面提升会计队伍业务素质、诚信水平和结构优化的会计人才培养、选拔和评价体系。
五是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会计管理体系。
六是健全既具中国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对会计教育和会计实务具有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四、加强会计法律法规建设，不断提高会计管理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
1.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坚持树立法治理念，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法）、总会计师条例等的修订工作，制定注册会计师法实施条例、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境外人员担任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的管理办法，做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等规章的修订工作，加强会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完善和管理，提高会计法规制度建设质量。
2.夯实会计基础工作。健全会计基础工作制度体系，完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强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和指导。
3.强化会计执法检查。组织开展会计法执法检查，做到会计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会计法遵从度。规范会计行政许可事项，树立会计服务意识、责任意识。
五、完善企业会计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企业会计标准体系的执行力和实施效果
4.健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根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情况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新变化，深入开展相关会计准则研究，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保持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促进发挥企业会计准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建立健全企业产品成本相关制度。
5.建立健全小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规范和加强小企业会计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扶持小企业政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防范小企业信贷风险，促进小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适时发布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构建包括小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等在内的小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6.全面实施企业会计标准体系。在上市公司和大中型企业范围内，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在小型企业范围内，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相应废止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等原有企业会计处理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部门间企业会计标准实施的联动监管机制，形成各司其职、协调有序的格局；建立健全各级财政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创新企业会计标准实施的监管手段，加强企业会计标准后评估工作，总结做好上市公司年报分析工作，探索开展非上市大中型企业年报分析工作，研究开展小企业会计信息采集、分析工作，通过后评估促进完善企业会计标准体系，提升会计管理水平。
六、大力推进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7.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会计改革。根据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促进事业单位健康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医院、高校会计改革成果，全面修订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整合事业单位行业会计制度。
8.建立健全政府会计准则体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做法，建立健全以满足政府财务管理和财务信息需求为目标，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包括基本准则、若干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在内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9.健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标准体系。适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需要，深入调查了解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实施情况，适时修订或制定相关会计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提高基金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10.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标准。配合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持续跟踪了解基金会、社会团体以及民办医疗、教育等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方面会计制度的实施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新业务、新情况适时修订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七、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稳步推进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有效实施
11.构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等非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建设，以立足财政部门职责、突出行政事业单位特点为基点，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风险防范和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安全完整，预防违法违纪腐败行为的发生。
12.抓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贯彻实施工作。加强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大力推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加广泛地发挥作用。指导各地制定本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贯彻实施方案，及时掌握地方贯彻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进展情况，确保企业平稳有效实施。发挥中介机构在建立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中深入参与的作用，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鉴证、咨询服务。
13.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经验宣传推广。通过有奖征文、经验交流、知识大赛等形式，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在全社会形成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良好氛围，推动企业自觉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不断总结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拟订金融、保险、证券行业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研究解决实施中存在的制度建设问题。
八、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为会计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助力
14.建立健全会计信息化管理体系。根据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努力实现会计管理和会计监督的信息化，逐步建立政府规划指导并组织推动，单位主动参与并具体实施，社会积极响应并相互配合，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会计信息化管理体系。
15.推进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实施。成立全国会计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进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形成一套涵括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和会计工作相关业务流程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扎实推进通用分类标准在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平稳实施，逐步推进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全面实施通用分类标准，稳步推动通用分类标准在银行监管、证券监管和其他监管领域的扩展应用，提高会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能力。
16.加快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推动企事业单位整合提升内部信息系统，逐步实现会计基础工作信息化、会计准则制度信息化、内部控制信息化、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信息化等，为对外报告和内部管理提供更有力的决策支持。
17.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信息化、内部管理信息化，全面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水平和执业能力。
18.逐步建立统一的会计相关信息平台。为了实现会计信息数出一门、资源共享的目标，逐步构建以企事业单位标准化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统一相关会计信息平台，以详细标记的企业会计信息为基础，促进监管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向社会公众提供简单经济、易于理解、方便使用的企业报告数据，并为宏观经济管理和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持。同时，逐步培育一个为相关单位提供软硬件产品、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服务质量上乘、社会声誉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会计信息化服务产业。
九、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强做大，服务经济发展大局
19.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总体规模实现新跨越。全面贯彻落实国办发[2009]56号文件精神，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收入规模、执业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从业人员队伍大幅增长，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才基础进一步夯实。力争到“十二五”期末，行业总收入再翻一番，执业注册会计师达到12万人左右，具有国际认可度的注册会计师队伍达到600人左右，适应高端性、前沿性新业务需要的优秀骨干人才达到5000人左右，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更好地适应资本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20.构建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继续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重点扶持10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积极促进200家左右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健康发展，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着力形成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领域各有侧重、服务对象各有倾斜、市场定位各有特色、地域分布较为合理、业务竞争公平有序的合理布局。坚定不移地推进会计师事务所优化重组、强强联合，积极稳妥开展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多元化、产业集群集团化发展试点，有效发挥从事H股审计业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重组联合中的引领积聚作用。
21.建立健全标准科学、监管严密的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适应资本市场发展要求，建立准入条件与业务考核相结合，动态调整、有进有出、公平竞争的证券资格管理制度。继续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依法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合伙人、股东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管理，升级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提高行业监管效能和行业服务水平。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制度，探索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持续符合设立条件和任职资格的监督检查，加大总分所一体化情况和执业质量检查力度，不断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和诚信度。
22.加大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力度。将注册会计师行业列入我国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十二五”规划，研究制定落实相关发展规划的指导意见。积极争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在优秀人才引进与合理流动、从业人员培养培训、国际服务贸易供需对接、税收政策、境外执业、外事外汇、服务收费、执业壁垒破除、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特别要针对10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研究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坚持扶持与监管并重、做大与做强并举、品牌建设与信息化建设并进，使至少3家本土大所迈入世界前20强之列，至少10家本土大所在境外设立100个左右业务机构，初步构建品牌标识统一、资源信息共享、质量监控一体、管理运作高效的全球执业网络，显著增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全球会计行业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稳妥推进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工作，在我国法律框架和统一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
23.大力拓展注册会计师行业新业务新领域。积极促进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向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咨询、并购重组、资信调查、专项审计、业绩评价、司法鉴定、投资决策、低碳环保评估、政府购买服务、国际服务贸易等相关业务领域延伸，基本建立公立医院、高校、公益性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深化、做实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拓展和转型升级，审计、咨询、税务业务全面协调发展。以中外审计公共监管等效和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契机，加快推动我国具备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从事上市公司会计审计业务。
24.全面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和治理机制建设。始终把诚信建设作为行业发展的生命线，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为宗旨，以职业道德建设为核心，坚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立场，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成为更有尊严、更受尊重、更值信赖的现代高端专业服务行业。进一步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在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推行特殊的普通合伙制，鼓励、引导其他会计师事务所逐步采用普通合伙制，依法规范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着力提升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网络化水平，加强对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和扶持，促进管理制度与信息系统的有机融合。在推行合伙制的过程中，大力培育人合、事合、心合、志合的合伙文化，促进合伙人责权利的统一，促进会计师事务所总分所之间、各业务部之间实现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实质统一。
十、全面实施会计行业人才规划，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25.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依据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框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统一大纲、统一题库、统一标准，推进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提高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公正性、科学性。健全会计人才资源统计工作机制，重视会计人员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强化各类别、各层级会计人员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规范境外会计资格市场准入，加大会计市场监管力度。
26.深化会计职称制度改革。改革完善现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增设正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形成初级、中级、高级（含副高级和正高级）等层次清晰、相互衔接、体系完整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体系。规范高级会计师考试与评审办法，建立科学的高级会计师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制度。继续完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及考试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考务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规范考试流程，加强安全保密工作，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等违纪违规行为，确保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公正性、科学性。研究借鉴国外会计职业资格考试经验，推进考试形式、考试科目和试题客观化改革，积极推进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国际认可进程。
27.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制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南，实行会计人员分类继续教育，切实提高继续教育的实际效果。实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制度，创新和丰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和手段，积极探索远程网络化教学等现代化培训方式。采取评估、考核、备案、公示等有效措施，加强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机构的管理，坚决打击继续教育机构乱收费、虚假培训等行为。不断完善会计审计和相关人员能力框架，在知识结构、能力培养中重视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与技能，提高利用信息技术从事会计审计和有关监管工作的能力，着力打造熟悉会计审计准则制度、内部控制规范和会计信息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28.加快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会计人才观要求，进一步落实《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加快制定会计领军人才能力框架，健全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养、淘汰、使用等机制，使高端会计人才培养成为长效机制。推动会计领军人才培养与会计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制度、会计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的有效衔接。引导各地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单位比照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做法，大力培养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会计领军人才。积极开展青年会计英才计划。
29.推动会计人才流动配置。从会计人才岗位特征和能力结构出发，完善会计人才评价标准，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求为导向的动态会计人才评价体系；完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金银榜”发布制度和考试后跟踪评价机制，加强会计人才库建设，促进优秀会计人才脱颖而出；跟踪市场动态，提供供需信息，发布会计人才需求变化趋势报告，为用人单位和广大会计人才提供形式多样、切合需要的交流服务，积极推进会计人才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
30.强化总会计师地位和职能。进一步强化总会计师参与单位财务经营决策的职能，充分发挥总会计师在加强单位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重要作用。推动设立大中型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设置总会计师。建立总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为用人单位科学选聘总会计师提供制度保障。
31.推动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需求，配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和单位，加大应用型高层次会计人才培养，进一步强化高层次会计教育的实务导向。推动出台高级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和会计博士专业学位，促进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稳步扩大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规模。积极推动会计专业学位教育与会计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双向挂钩”。
32.健全会计人员评选表彰机制。健全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评选表彰机制，规范评选程序，创新评选方法，提高评选结果的客观性和公信度，并推动实现全国会计人员评选表彰与国家级劳动表彰奖励相衔接。各地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实际情况，依法健全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制度，大力开展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
十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会计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3.加强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村级财务会计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构，完善代理服务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探索建立电算化工作模式和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模式下的制度要求和管理规范，确保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工作顺利有效开展。
34.规范农村会计基础工作。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遵循村级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收益权不变的原则，通过采取资金、账务“双委托、双管理”的模式，规范农村会计基础工作，实现统一资金账户、统一报账时间、统一报账程序、统一会计核算、统一档案管理，达到村级各项资金和日常开支的规范管理和规范使用。
35.加强农村会计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和规范对村出纳（报账员）和代理服务机构人员的管理，逐步实现村出纳（报账员）经民主程序产生并向代理服务机构备案、经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的制度，逐步做到代理服务机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岗。重视和加强农村会计人员职业教育。建立健全财政部门归口管理农村会计人员体制机制。
十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为会计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36.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围绕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着力推动会计及相关法规制度建设、会计指数、环境会计、上市公司国际板审计及跨境监管合作、会计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研究。在合理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开展重大项目、重点课题研究，鼓励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会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努力增强会计学术活力，促使会计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
37.组建政产学研战略联盟。以高校为依托，以产业为载体，通过组建若干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中心，发挥高校师资、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利用有关企业应用实践便利、消化吸收迅速、信息反馈准确等条件，搭建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平台，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理论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促进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良性互动。
38.加强会计学术队伍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中国会计学会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的主导作用，实行上下联动、横向互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机制，同时发挥全国各省级会计学会的基础作用，实现各级各类会计学会之间优势互补、密切配合、共同提高的发展目标。搞好会员服务，充实会员服务内容，提高会员服务水平，搭建政府主管部门、会员和有关方面之间的交流互动平台，为推动会计理论繁荣和学术进步提供组织保障。
十三、深化会计对外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中国会计国际影响力
39.继续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各层面事务。充分发挥中国受托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委员和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作用，争取加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监督委员会；充分利用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世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联络办公室等平台，共同研究专业技术问题，协调立场，交流经验，为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趋同工作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顺应我国企业“走出去”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通过中欧财金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努力实现中欧会计准则最终等效，推动中美会计准则等效相关工作，探索与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会计准则等效工作；扎实做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联络办公室工作，携手各有关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
40.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及地区组织的联系与沟通，推荐更多优秀人才在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任职；按照公平互利的原则，在会计审计准则趋同等效和公共审计监管等效的基础上，推动我国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会计服务市场对等开放；积极支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和国际会计公司依法有序“走进来”，构建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监管到位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国际化发展大格局。
41.深化会计信息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与XBRL国际组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其他国家会计信息化标准或电子财务披露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财务报告领域信息化标准的制定和国际合作项目，推动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持续趋同，推动XBRL国际组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等相关国际组织认可通用分类标准，使通用分类标准和据此生成的我国企业XBRL数据得到国际主要资本市场认可。
42.充分利用我国学术界与美、加、韩等国会计学术交流机制。积极扩大与美、欧、亚、澳等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内容，努力提高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十四、按照中央有关部署，扩大对港澳台会计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43.持续深化与港澳台会计审计准则趋同（等效）工作。按照内地与香港会计审计准则持续等效工作机制，继续相互交流两地会计审计准则最新进展并研究对两地准则持续等效的影响，深化两地会计审计磋商机制。加强与澳门会计界的联系和交流。根据大陆与台湾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就海峡两岸会计审计准则趋同等效等问题与台湾有关方面进行交流与磋商；充分利用对台会计合作与交流基地等，做好与台湾会计界的沟通和联系，积极服务好两岸经贸，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44.不断加强与港澳台注册会计师行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交流合作，促进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扩大合作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十五、健全管理体制，加强组织领导
45.不断健全会计管理体制。根据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会计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和权限。特别是市、县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应当在组织开展各类会计资格考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会计从业资格信息采集与登记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的管理，做好会计准则制度、企业内部控制、会计信息化、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实施情况的信息搜集汇总分析等工作。
46.进一步促进各级会计管理机构与会计工作组织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级会计管理机构、会计考试中心、协会、学会、监督检查机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等机构在会计工作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协调上下左右关系，促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工作整体服务效能的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47.加强会计管理队伍素质建设。“十二五”期间，财政部将加强对全国各级会计管理机构队伍的指导和管理，计划对省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和中央会计主管部门会计管理人员轮训一次。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会计管理机构，充实会计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对会计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会计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为会计改革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48.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级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会计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不断巩固会计管理的基础性地位，推动《规划》的有效贯彻实施，促进本地区、本部门会计管理工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49.营造《规划》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各级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应大力宣传《规划》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会计行业网站、报刊、杂志等媒体应采取多种形式报道宣传《规划》的有关内容，为加强会计管理、深化会计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营造良好氛围。
50.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各级财政部门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和督促检查，针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会计改革与发展扎实推进，取得实效。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关键词: 保险合同，疑义，合理性
内容提要: 作为保险合同解释中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对于削弱保险人在合同中的优势地位以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该原则的适用过程中，学者们对其合理性不断提出质疑，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之正当性进行分析检讨。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指当格式合同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应采取对拟定合同条款一方或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此种解释规则起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普遍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1]在英美法中，确立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即当保险合同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含义时，应当采取对起草人不利的解释。[2]目前，美国的理论界与法官们都十分重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有学者甚至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美国的保险诉讼中已经处于中心地位。[3]还有学者认为，在保险诉讼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已经成为法官们习惯使用的解释工具。[4]与之相对，大陆法系也采纳了该解释规则。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规定：契约有疑义之情形，应作不利于订立此种约定的人而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5]德国《一般契约条款法》第8条规定：一般契约条款之内容有疑义时，条款利用者承受不利益。《奥地利民法典》第915条也规定：单务契约内容有疑义时，推定负有义务的一方负较轻的义务，双方契约内容有疑义时，使用不明确语句的一方承受不利益的效果。此外，意大利、日本、以色列、荷兰、瑞典等国的相关法律均规定格式条款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6]
我国的立法也遵循了该原则，如《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规定即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上的法律依据，其对于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合同关系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下笔者将针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概述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历史溯源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引入保险法最早开始于1536年的一个英国判例。在英国，有一承保海上保险的人叫理查德·马丁，1536年6月18日他将其业务扩大到寿险，并为他一位嗜酒的朋友威廉·吉朋承保人寿险，保险金额2000英镑，保险期限为12个月，保费80英镑。吉朋于1537年5月29日死亡，受益人请求依约给付保险金2000英镑，但马丁声称吉朋所保的12个月系以阴历每月28天计算的，因而保险合同已于公历5月20日到期。受益人则主张保险期限应按公历计算，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有效期内，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采纳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判决按公历计算保险期限并要求马丁承担保险责任。
由于保险合同的起草人总是保险人，所以在美国传统的保险法理论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认为是“反保险人学说（contra insurer doctrine） ”。同时，由于美国对于保险合同纠纷主要是依据判例法调整的，因此，对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无明确的条文规定，一般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于“含混的合同语言”，所以在美国，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被称为“含混学说（ambiguity approach） ” 。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一项制度或原则之所以存在，总有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具体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关于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8]
1．弱者保护说。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法院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时都会将其与普通合同区别对待，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相差悬殊。[9]事实上，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都是作为消费者的弱势群体，而与之相对，随着现在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因此，与保险人相比，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根本没有对等的谈判能力。而保险人却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当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2．专业技术说。保险人通过运用大数法则，将可能遭遇相同类型危险的大量被保险人聚集起来，使其形成一个大的“危险分散池塘”。池塘中被保险人的数量越多，危险分散就越容易实现。[10]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费后，将其可能遭遇的危险分散给池塘中的其他被保险人，这样一来，将不幸集中于某个被保险人的意外危险以及由该意外危险而产生的意外损失，通过保险分散于社会大众，使之消化于无形。由于保险具有的专业技术特性，在保险合同中必然会使用许多专业术语和技术条款。如果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实无干涉或解释条款之必要。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因此，遇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3．附和契约说。对争议保险条款作不利解释的原因在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事实上，不论投保单、保险单还是保险凭证，其条款大部分都是由保险人自己拟定的，在拟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其内容多对自身有利，并已实现了格式化。由此，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对上述条款之内容只能表示“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 or leave it） ”，实无讨价还价之余地。[11]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原则完全流于形式，既然投保人对于契约内容之商定自由已被剥夺，则当保险契约条款之用语有疑义时，自然应作不利于条款拟定人之解释。正如Bradley教授所言，保险公司是最终决定保险条款内容的主体，在保险条款发生疑义时，要求被保险人来承担条款疑义的不利后果违反了公平原则，因此，应当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条款含义模糊的不利后果。[12]
4．利益衡量说。在二战后的自由法学运动中，利益法学派提出了利益衡量论，他们认为，法官应摆脱机械逻辑规则的束缚，探求衡量各种利益并为之取舍，在有许多解释的可能性时，法官应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探求于今日之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根据此观点，在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时，也应充分衡量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的利益，虽然争议的缘由和争议的内容不一定就在保险人一方，但衡量利益时应针对作为弱者一方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加以强调而予以特殊保护。[13]
5．成本分析说，该说认为，当保险条款用语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如果无法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法院应按照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方式解释保险合同，这样可以督促保险条款拟定人在使用相关词语的时候更加细心和谨慎，并确保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更加精确与明晰，以此减少纠纷的发生，并进而节约诉讼资源。[14]
6．风险高效分散说。Abraham教授认为，由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经遭受了现实损害，根据“深口袋理论”，法官应当看到保险公司更有能力承担上述损失并借助保险基金高效地将上述损失转移给成千上万的被保险人。事实上，许多法官也认为，在风险分散上，遵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确实比仅仅局限于保险条款的具体用语更为高效。[15]
7．合理期待说。合理期待原则是保险法在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所采用的最新原则，该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16]在保险业发展的初期，保险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力量，例如早期的劳合社保险，保险人在劳合社咖啡店寻找投保人，兜售保险，双方谈判的时间充足，同时因为交易类型简单，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容易有清晰的了解。[17]但时至今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千变万化，其每天签订的保险合同数以万计，这就决定了保险合同不得不进行技术化、定型化和标准化的处理，保险合同成为格式合同是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保险合同的格式化又促成了保险合同术语的专业化，而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对保险人极为有利。所以，当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专业理解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应遵循“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原则，按照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方式来处理。[18]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七种学说各有道理，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事实上，在保险实务中，由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一旦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双方所能利用的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资源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与解释能力严重不对等。此外，由于保险条款的高度专业化以及格式化的特性，使得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保险人对于条款用语的随意控制以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理解保险合同专业术语时所面临的困难，使保险人获得了不合理的利益。[19]因此，考虑到保险合同的不平衡性，以及保险行业的“准公众商业性”，[20]各国纷纷引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通过事后司法救济的方式，削弱保险人在合同中的优势地位，以重新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21]
值得注意的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被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它只能适用于普通被保险人。美国司法判决确立了以下原理：如果被保险人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由经验丰富的商人经营，并委托如同保险公司那样水准的专业顾问公司，则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基于相同理由，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因其当事人均为专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22]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
合同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释包括确定合同是否成立、确定合同的性质、补充合同的隐含条款、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等；狭义的合同解释仅指明确合同条款的含义。在美国的保险法理论中，一般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适用于狭义的合同解释。[23]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建立在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优先保护之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必须限定严格的条件。[24]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原则，只有在适用一般解释原则仍然无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时候才能采用。[25]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26]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保险合同条款的文字存在“疑义”。如果合同文字语义清晰，双方意图明确，尽管当事人事后对保险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也不能对此条文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由此可见，“疑义”的存在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基本前提。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条款的疑义性，有以下五种表现形式：1．词句含义的逻辑边界不明确，存在一个语义的集合。比如说在保险合同中，如果仅约定保险标的为“企业的财产”，那么此处“财产’一词就可能包括企业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产品存货以及企业拥有的各种知识产权等各种财产权利。2．词语普通含义与专业含义间的差异，例如，在保险合同用语中，1小时内雨量大于等于16 mm，或24小时内雨量大于等于50 mm的雨才叫暴雨，而我们日常用语中的暴雨却并无此严格标准。3．词句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等效含义。比如在保险合同中，仅规定朴次茅斯港（Portsmouth）而未规定具体地点，而世界上共有5个朴次茅斯港，其中1个在英国，另外4个在美国。4．词句笔误或打印错误的情况。比如在保险合同中将车辆“自燃”一词错误打印为“自然”。5．词句在合同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在保险合同的不同地方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规定。[27]
（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保险条款可以分为基本条款和特约条款。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又称普通条款，是指保险人在事先准备或印就的保险单上，根据不同的险种规定的有关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事项，它往往构成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依据。由于基本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并没有机会参与基本条款的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保险条款存有疑义的情况，应当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按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进行解释。此外，按照我国《保险法》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约定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该条即为对特约条款的规定。特约条款是保险人控制危险的方法，凡对于过去、现在或未来之事项，无论本质上是否重要，一经特约，即成为保险契约的一部分，有绝对之效力。[28]对于特约条款而言，双方当事人对于该条款的拟定享有平等的权利，条款的最终形成也是当事人双方讨价还价、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
（四）法院在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时，不能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目的而确认不合理的解释，英国枢密院1921年在审理condogianis诉Guardian Assurance Co.一案时，即拒绝采纳被保险人建议的对其有利的解释，因为该解释超出了“合理解释的范畴”。另外，如果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结果将违反法律或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该原则亦不应予以适用。[29]
三、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合理性之质疑
尽管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得到许多学者和法官的拥护，但是在保险实务中，该原则一直受到保险公司的强烈排斥，由于保险公司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直接受损方，所以其对适用该原则的反对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提出了疑问，并对该原则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综合来看，学者们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降低了保险市场效率
学者们反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理由之一是该原则的适用导致司法权力肆意介入保险市场从而降低了保险市场效率并进而导致保险费率的不断攀升。[30]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31]一是保险公司必须能够精确厘定承保风险，从而准确算定保险费率；二是保险公司必须承保大量的同质风险并以此建立风险分散池塘。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直接影响到上述两个前提的时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直接冲击了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并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准确测算承保风险。理论上说，标准保险合同条款代表了承保风险，其发生概率和范围都是事先精确测算好的。但是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却不得不提高保费以应对法院不断扩充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行为。事实上，虽然保险公司可以测算承保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其却无法预测某位法官在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倾向上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费来应对上述风险。由此可见，被保险人支付保费的增加事实上是由于法官随意扩大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行为导致的。[32]另一方面，当法院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解释保险条款并扩充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时，实际上扩大了其他所有类似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将某一受害人的损失转移给其他大量的被保险人，而且也导致保险公司建立的风险池塘出现费率算定上的偏差。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利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
在保险条款有疑义时，许多采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官拒绝采用其他外部解释方法来消除条款的疑义，而是直接按照不利于保险公司的方式解释保险条款。这样的直接后果是，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动力以口头方式向投保人解释合同条款。[33]此外，由于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官通常不会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并总是让保险公司承担损失风险。这导致投保人在签订合同时更加忽视对合同条款的斟酌并无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其知道一旦发生诉讼，法官总是会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自己的损失也总是会由保险公司来承担。[34]由此可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结果是消费者对保险条款的注意程度进一步降低，这使得原本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较为高效的信息沟通产生的风险分摊方式被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站在自己角度上直接作出鲁莽的裁判。
（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导致司法判决出现不确定性
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存在，人们很难预期应当如何解释保险条款，司法判决因此出现不确定性。原因主要在于：疑义解释原则本身的含义也是非常模糊的，许多法官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保险条款才是合理的。因此，不同法官适用该原则的标准并不相同，而且，即使同一位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也很难保持司法裁决的前后一致。[35]由此可见，该原则的适用使法院裁判稳定性原则遭受沉重打击。
（四）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脱离了现代保险合同的订约现实
有学者认为，现代保险合同的订约事实就是附合合同与标准化语言，尽管上述因素对保险公司有利，但给投保人也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能够以更有利的保险费率获得更稳定的承保范围。事实上，即使保险合同采用逐一协商订立方式，也未必比标准合同形式更为合理，因为单个投保人缺乏相关经验，当其单独与保险人谈判时，想要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几乎是不可能同时也是相当困难的。[36]
（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存在滥用之可能
有学者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过于广泛，在某些案件中，法官甚至将其适用于某些经验丰富的投保人包括保险公司。事实上，那些经验丰富的投保人不同于一般消费者之处在于，他们有足以与保险人抗衡的经济实力，可以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或保险经纪公司为其服务，甚至有些公司还专门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依靠上述专业团队的帮助，投保人完全扭转了劣势地位。在上述情形下，投保人的缔约能力甚至强于保险公司，此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就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已经意识到在上述场合下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有违公平原则，因此禁止适用该原则。例如，在American Home Products Corp.v．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一案中，[37]纽约南部地区法院拒绝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适用传统合同法解释原则，理由是，在该案中被保险人并非普通自然人而是在6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并雇佣了大约5万员工的大型跨国公司，被保险人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四、代结语：对质疑的反思
由上文可知，一些学者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提出了若干质疑。事实上，某种原则或制度都有其适用的范围或边界，具体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适用范围应仅限于普通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情形。对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或那些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律师或保险经纪公司的投保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确实应当抛弃，否则恰恰违反了公平原则。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为一种辅助解释原则，只有当适用一般解释原则仍然无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时候才能采用。具体说来，只有当适用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仍无法清楚解释保险条款的情形下，才可以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至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冲击问题，由于法院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确实可能增大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保险合同的标准条款是保险公司一手拟定的，通常说来，投保人只能用脚投票，选择某家公司的保险条款或者放弃选择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保险条款，但其对保险条款的具体拟定并无谈判与磋商的机会和能力。如果保险条款出现疑义，就极有可能会误导消费者，而因为保险人是上述模糊条款的制订者，所以他们理应承担条款模糊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即使法院判决保险人承担保险条款含义模糊的不利后果，该后果也是暂时的，因为保险人大可以重新起草合同条款并使条款的含义尽量明确化。在这种情形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冲击就会进一步变小。
对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利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说明格式条款的内容，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上述条款不产生效力。由此可见，无论法院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保险人都应当向投保人说明相关条款的内容。此外，在实践中，许多消费者并不知晓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存在，其在与保险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还是会努力阅读保险条款并尽量与保险人进行沟通以实现高效的信息沟通。针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导致司法判决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应当看到的是，之所以法院针对疑义条款会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原因是保险人完全能够控制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修改与变更，如果保险人仔细斟酌条款并尽力消除条款中的模糊与歧义之处，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自无适用之余地，当然也不会出现司法判决前后不一致及不确定性的问题。最后，认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脱离了现代保险合同的订约现实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原因在于，虽然格式合同与标准化语言的应用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这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并不相抵触，换言之，不能以格式合同给消费者带来利益为由拒绝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提出了诸多质疑，但应当看到的是，在普通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情形下，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经济实力与专业知识上相差悬殊，当保险条款使用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双方当事人的理解能力严重不对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使用了大量的专业术语，文字冗长而且艰深难懂，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投保人根本无法准确理解保险条款所要表达的含义。更何况，格式化的保险条款是由保险人拟定的，因此，在条款有歧义或者含义模糊时，理应按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来解释。
注释:
[1]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集》，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
[2]See Robert E Keeton, 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 Harvard Law Review 1970, v. 83,p.967. Mark C. Rahdert,Reasonable Expectations Reconsidered, Connecticut Law Review, 1986, v. 18，pp.335—336. Jeffrey W. Stempel, Reassessing the "Sophisti-cated" Policyholder Defense in Insurance Coverage Litigation, Drake Law Review, 1993，v.42, pp. 818—819. David S. Miller, Insurance as Contract ： the Argument for Abandoning the Ambiguity Doctrine, Columbia Law Review, 1988, v. 88，p. 1849.
[3]Jeffrey W. Stempel, 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p.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