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工作方案
国土资源部
设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经研究，决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树立以建设促保护的典范，进一步推进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制定有关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５１号）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４２８号关于严格保护耕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精神，通过设立示范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监管体系，以建设促保护，创造新鲜经验，探索长效机制，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提升各地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建设水平。
二、目标任务
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的共同努力，通过示范区建设，力争在２～３年初见成效，使示范区逐步实现“基本农田标准化、基础工作规范化、保护责任社会化、监督管理信息化”，成为各地学习参照的样板，全国宣传推广的典型，带动“十一五”期间整个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示范区建设主要承担以下具体任务：
（一）开展基本农田整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安排土地整理项目，加大投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基本农田的粮食生产能力。
（二）规范加强基本农田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完善基本农田基础数据和档案标志；加快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逐步建立和实施基本农田保护信息管理和动态监测系统。
（三）完善落实基本农田保护规章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监管体系，严格执行和落实各项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四）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长效机制。重点探索责权利相结合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加大基本农田建设力度的集中投入机制。
三、设立条件
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以县（市、区）为单位设立。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粮食主产省（自治区）各设立４～５个；北京、上海、天津、海南、西藏、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设立１个；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设立２～３个。
示范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具有代表性。选定的示范区能分别代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地形地貌的基本农田特色。
（二）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粮、棉、油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示范区耕地集中连片，优质耕地比例较高，交通便利。
（三）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条件。示范区所在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政府支持，部门配合，群众保护基本农田的意识较高。
（四）具有一定的土地开发整理基础。曾组织实施国家和省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或项目已列入国家和省级项目投资计划。
（五）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较为扎实。基本农田管理基本做到制度化、日常化；基础数据及图表册等资料档案比较完整，保护责任书签订率在８０％以上；初步建立了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四、建设要求
（一）基本农田标准化
五年内，示范区基本农田经过土地整理面积达到１０万亩以上，农田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１．土地集中连片。在开展土地整理的基本农田项目区内做到无零星分散建构筑物、无废弃地、无闲散地。
２．田块平整、规则。平原（坝）地区的基本农田要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坡地基本实现梯田化，达到“保水、保肥、保土”要求。
３．水利设施配套。平原（坝）地区的基本农田排灌水设施建设要符合当地机耕作业、农作物对地下水位的要求；坡地要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旱地要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４．田间道路通达。田间道路布局合理，适应耕作和田间管理要求；平原（坝）地区的基本农田要适应机械化耕作需要。
５．防护林网配套。主干路、沟、渠两旁要按照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营造农田防护林；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地区的防护林建设要满足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的要求。
（二）基础工作规范化
１．档案资料完整齐全。基本农田保护图件应做到清晰，具有统一标定的区、片、块位置和编号，反映基本农田现状；图表册等有关资料要整理归档，永久保存并做到逐级备案。
２．数据资料及时更新。规范完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台账，建立基本农田变更统计制度，落实动态监测措施，及时更新基础数据；基本农田变化情况要及时反映到基本农田登记表并落到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做到图表册与现状一致。
３．保护标志统一规范。基本农田保护标志要经济适用、整洁持久，主要设置在交通沿线和城镇、村庄周边；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统一编号、登记；标志内容要明确保护范围、面积、要求及责任单位等。
（三）保护责任社会化
１．完善责任体系。完善县（市、区）、乡（镇）、村各级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动态监管制度，形成执法监察网络；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发现、纠正和查处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
２．明确保护责任。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范围、期限、责任人应当明确，并与实际一致；土地使用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应注有保护面积和责任人。
３．探索长效机制。从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出发，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社会监督和鼓励机制；探索建立有关部门、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基本农田建设集中投入机制。
（四）监督管理信息化
以基本农田基础资料和土地变更调查为基础，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基础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系统运行可靠，信息采集、处理、上报、反馈及时有效；准确反映基本农田现状和利用变化情况，可为基本农田审核、补划、执法监察、统计分析等提供依据。
五、申报程序
（一）推荐示范区名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部门根据本工作方案规定的示范区设立条件，并考虑本地区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平衡，提出拟设立示范区的县（市、区）名单，在征得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拟设立的示范区名单附基本情况说明报部。
（二）编报示范区建设方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的示范区报部审核同意后，由示范区所在地区县级国土资源部门编制示范区建设方案。示范区建设方案应包括：示范区基本情况、总体目标、具体建设任务、实施步骤、资金预算和保障措施等。
（三）核准示范区建设方案。示范区建设方案经示范区所在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省级国土资源部门。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对示范区建设方案严格把关，核准同意后报部。
（四）正式确定示范区。部对省级国土资源部门上报的示范区建设方案进行审核，对符合设立条件的分批批复；不符合条件的，提出修改完善意见，重新上报后再审核批复。示范区建设方案批复后，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部门应抓紧组织实施。部将适时统一公布全国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名单。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示范区正式确定后，在部和省级国土资源部门统一组织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开展有关工作。部将成立有关司局及事业单位参加的示范区工作协调机构，共同做好示范区建设方案核准、整理项目安排和检查指导等有关工作。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示范区工作负总责，做好示范区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示范区所在地区应成立以政府领导挂帅，由相关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负责示范区建设的组织协调，国土资源部门承担具体工作。
（二）加大资金投入。示范区所在地区可以在建设期内每年申报１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部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核作出安排。省、地、县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根据示范区建设目标和任务，相应安排土地整理项目，确保完成基本农田整理任务。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争取政府支持，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耕地质量建设、农田林网建设、使用土地出让金的农业土地开发等支农项目优先安排在示范区；争取财政支持，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或土地收益中列支示范区建设及管理经费。
（三）进行技术扶持。与金土工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变更调查相结合，按照统一的技术平台和技术标准，在部、省两级开展的耕地监管保护信息系统、动态监测系统建设等工作中，优先对示范区部署基本农田信息化建设工作。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技术标准研究，结合示范区基本农田整理，研究制定本地区的标准基本农田的技术指标和要求；组织国际交流和考察，学习国外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的先进经验及技术。
（四）加强监督指导。部和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定期对各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工作指导。检查中，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对达不到工作标准和要求的，要暂停有关项目的安排；对确实难以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的，取消示范区资格。通过简报方式及时反映和交流示范区建设信息。部将制定示范区建设检查验收办法，对示范区进行阶段性检查；在示范区建设各项任务基本完成后，组织检查验收和总结；对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单位或个人予以表彰，并及时向全国宣传推广示范区建设经验。
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
余金龙
刑法是一部定罪及刑罚的法律，自古以来，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刑法在诸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诸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名轻刑。而我国在对待民事。刑事立法上，更侧重于刑法。不可否认，这是国情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刑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排除刑法本事作为一部强制法在我国占据主导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下面将从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判决几个程序中剖析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重刑轻民，因为民事案件往往只是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刑事案件往往会损害统治者所建立的统治秩序。所以大量的司法资源会被配置到刑事领域，这也正是大量民事已判案件久久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有大量为我国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有效，及时的执行而奔走呼号的志士，却少有为刑事执行的呐喊的。呐喊也只是审判不力，判决不公。一旦案件一锤定音，那执行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司法资源的调度折射出我国“大公无私”的司法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司法价值观大相径庭
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到犯罪分子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判决。这也是一起刑事案所必经程序。只要一起案件启动了刑事立案程序，那么必定损害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于公，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国家强制法，打乱了国家所建立的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利的统治秩序。于私，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刑法似乎为了惩罚而惩罚，尽是于公，少有于私。这也是我国不允许当事人搞诉辩交易在司法领域中刑事案的适用。因为诉辩交易制度是被侵犯权利和侵犯人私下了断，无需公权力介入。我国不允许这种置公权力于一旁的制度存在。刑事立案就是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责，忽视了被害人对主体地位。结果往往是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国家借惩罚犯罪达到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而被害人的利益和那晃动的枷锁乃至几声正义的枪声一统归于消灭。国家公诉人和自诉人在一起刑事案中所受到的损害孰轻孰重，自可知之。而罪犯只给国际制度构建损害买了单。
刑事侦查在我国诟病也不少，也曾受到国内和国外的指责。刑事侦查指公检法利用公权力资源对刑事案证据进行搜集，供起诉被告采用。往往在调查取证阶段，做出了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非法取证”在我国刑事领域一直是热议话题，公检法机关为了能搜集对案件有利的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乃至违法法律不人道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人员眼中就是罪犯，从有罪推定出发，为了使其招供犯罪事实，采取暴力行为对其身体精神进行折磨。严重践踏人权，损害了国家机关人员的形象。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由于被告与公诉人地位不同，所以信息资源及不对称。在法庭上，被告要承受公诉人强大的追诉，面对法官纠问式审判。被告的证人往往出庭率极低。一则是法院不会积极协助交叉式询问成为泡影；二则是面对公权力权威，不禁胆战心寒，心理防线会崩溃。法庭上只有公诉人“义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作者 余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