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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UCP500下开证行的有效拒付
贾 浩
鉴于笔者在处理国际跟单信用证实务中屡屡发现一些银行,甚至是一些国际知名银行不能够完全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以下简称UCP500）中第十四条（C）（D）款进行操作,从而将自己置于拒付无效而被迫承担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的尴尬的危险境地,试通过本文全面诠释UCP500第十四条款中的要点及注意事项，以期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UCP500第十四条(E)款就开证行及/或保兑行被排除拒付的权利已做了明确的阐述,即”PRECLUSION”原则。这种针对开证行的严格的“PRECLUSION”原则正是对针对受益人适用严格一致原则（STRICT COMPLIANCE STANDARD）的一种互补。（Toyota Tsusho Corp. v. Comerica Bank 929 F. Supp. 1065 (E.D. Mich. 1996) )。体现出信用证法律中的公平原则。这样，开证行即使持有有效的拒付理由，如果不能严格按照UCP500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交拒付通知，仍然拒付无效，将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下文就各要点分述如下：
一、 构成拒付通知的“三要素”
1、 要有拒付的意思表示
UCP500 ART14（D）中表述为“…IT MUST GIVE NOTICE TO THAT EFFECT…”，即要求拒付通知中必须出现拒付的意思表示。

在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N.Y.L.J., 13 June 1997, at 25 (N.Y. Sup. Ct. 1997)）案中 ，国际金融服务协会（IFSA）作为AMICUR CURIAE在其法律意见中阐述道，尽管目前没有正式的要求，但通过把标题作成“NOTICE OF REFUSAL”或用明确的文字来表明单据被拒付是一种较好的实务操作。明确的文字表示可以是“REFUSE THE DOCUMENTS”或“DOCUMENTS NOT ACCEPTABLE”等等。而拒付通知中仅列明不符点并说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在国际银行标准实务中也可算作表明了拒付之意，符合了UCP第十四条（D）款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此时再加上“我行正联系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WE ARE CONTACTING APPLICANT FOR ACCEPTANCE OF THE RELATIVE DISCREPANCIES）”则会导致拒付的意思表示不清。因为根据第十四条（C）款，这句暗含了开证行已发现不符点并选择了联系申请人让其接受不符点的意思，这样一来，该通知将不能构成拒付通知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情况报告（STATUS REPORT）。因而,该案中美国一审和上诉法院都裁定，开证行在其拒付电中因为没有拒付的明确意思表示,同时又包含”正联系申请人接受不符点”这样的文字,从而不能构成拒付通知,拒付无效。

同样，在Bombay Industries Inc. v. Bank of New York（N.Y.L.J., 13 June 1997, at 25 (N.Y. Sup. Ct. 1997)）案中法院也指出一面声称列出不符点的通知即为拒付通知，一面表示正寻求申请人对不符点的接受，是一种不一致的行为。

然而，在ICC CHINA银行委员会意见汇编1998-2003中R027的分析与结论中，我国委员会却认为这样的拒付通知能构成有效拒付，理由是UCP500第十四条（D）款关于要求拒付通知要有拒付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并未要求必须明示拒付，默示拒付也可接受。另外，开证行依照UCP第十四条（C）款联系申请人放弃不符点，并在拒付通知中提及该行为，只能表明在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且受益人也同意的情况下开证行仍有付款的可能，而并不表示开证行当时没有拒付的意思。但在另一案件R034中我国委员会又有如下分析与结论：“信用证拒付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以默示或推定为意思表示。信用证的拒付并没有法律规定可以默示的方式作出，也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推定为拒付，因此，只能在开证行明确自己拒付的情况下，才能认为拒付发生效力。” 这似乎与前论有自相矛盾之嫌。

笔者则更倾向于国际金融服务协会（IFSA）在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案中作为AMICUR CURIAE的法律证言和该案中法院的观点。因为在国际商会“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Waiver of Discrepancies and Notice under UCP 500（Document 470/952rev2）”中所描述的规范程序中，
开证行寻求申请人接受不符点这一行为步骤（如需要）是应在其发出拒付通知之前完成的，而在其通知中声称正在寻求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同时又无明确的拒付的意思表示，很容易会使一个按照规范标准程序办理业务的银行人员以为开证行正处于发现了不符点，正联系申请人给予接受这样一个阶段，而没有进行拒付，其通知只不过是一份情况报告而已。
而对出现“我行已联系过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WE HAVE/HAD CONTACTED APPLICANT FOR THEIR ACCEPTANCE）”这样的字句，只是强调了为促进贸易双方解决纠纷已作出接洽申请人的努力，已依照UCP500第十四条（C）款作出过行为，而不是表示“正在寻求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或正在等待申请人同意”这样的意思，就不会和国际商会提出的标准规范程序不一致，也就不会导致歧义。
在PT Adaro Indonesia v. Rabobank2002-3 SLR 258; 2002 SLR LEXIS 80 [Singapore]案中，新加坡法院对“开证行接洽申请人的行为”的判断上的把握似乎过了头，开证行的拒付通知表明为“Advice of Refusal”，列出了具体的不符点，并指出这些不符点“constitutes our refusal of documents”，也声称了“Meanwhile documents are held at your risks”，只是因为又加了一句“Nevertheless, we have referred the above matter to the applicant and await their response of acceptance of discrepancy/ies or otherwise.”，而被法院认为拒付无效。但是，不管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银行拒付通知的措辞应当非常严谨，严格按照UCP500第十四条的规定，否则，将会产生极大的风险。

另外，开证行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拒付。笔者在实务中时有发现一些银行的SWIFT MT799格式的拒付电中仅声明“申请人拒付单据(DOCUMENTS REFUSED BY APPLICANT)”，这显然不符合开证行对拒付行使自行决断权的原则。ICCCR034中我国委员会的分析与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上可知，在实务操作中，拒付通知中最好有明确的拒付字样（如WE REFUSE THE DOCUMENTS），也可使用SWIFT MT734拒付标准电文，最好不要出现“正联系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等类似字句，以避免引生歧义，因为任何偏离UCP500第十四条的不规范的做法都会导致拒付无效的风险。

2、 一次全部列出不符点，不符点必须明确
UCP500第十四条（D）（II）款规定“拒付通知必须说明银行凭以拒绝接受单据的全部不符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符点的提出必须一次性提出，以后即使再发现有其他的有效不符点，也已无权提出。
第二，拒付通知必须列出不符点。银行只说明拒绝接受单据而未列出具体不符点，该行则违反了UCP500第十四条（D）款（ICC R332）。
第三，列出的不符点必须明确。

Toyota Tsusho Corp. v. Comerica Bank（929 F. Supp. 1065 (E.D. Mich. 1996)）案中，法院认为拒付通知必须清楚地传达拒绝接受单据的理由，并且指出问题单据及其中具体的不符的地方。该案中受益人在一份证下一次提交了四份单据，开证行的拒付通知中只说明“申请人因迟装而拒付（ APPLICANT HAS REJECTED DOCUMENTS DUE TO LATE SHIPMENT）”，而未能指明哪套单据，因而被法院裁定为无效拒付。
DOCDEX专家组在一件关于UCP500 Sub Article 28(a)(iii)的纠纷裁定中认为
不符点“Rail waybill showing unauthenticated correction/insertion”没有具体地指明铁路运单何处的更正未被证实，因而为无效不符点。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98 Civ. 2162 (LAK), 1999 U.S. Dist. LEXIS 6073 (S.D.N.Y. 28 April 1999) [U.S.A.]）案中开证行在其拒付通知中将拒付理由描述为“because presentment wa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dit.”显然不符合具体明确的要求，因而被法院判为无效拒付。
某开证行拒付电中的措辞为THE DESCRIPTION OF GOODS DIFFER FROML/C STATED（货物描述与信用证规定不一致）。韩国法院认为，UCP500第十四条之所以对拒付通知的操作予以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给寄单者在有效期限内更正单据的机会。一个拒付通知正确与否，应以是否能使寄单者立即判断能否更正不符点为判断尺度。该拒付电对不符点的提法指出程度不足，拒付无效。（阎之大 《UCP500解读与例解》P100）
当然，要求不符点明确也不能走极端，只要在标准国际信用证实务中能被辨认即可。因为银行往往使用简略的表达方式，如果都让律师来撰写拒付通知，业务就无法进行了。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修订后的美国商典（UCC）SECTION 5-108（D）明确规定“当拒付原因是欺诈，伪造，信用证过期时，未在拒付通知中列明这些原因，不能使开证人丧失以此拒付的权利（Failure to give the notice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b) or to mention fraud, forgery, or expiration in the notice does not preclude the issuer from asserting as a basis for dishonor…）”。ISP98（国际备用证惯例）5.04规定“没有发出关于提示是在到期日后作出的通知，并不影响因此而拒付（FAILURE TO GIVE NOTICE THAT A PRESENTATION WAS MADE AFTER THE EXPIRATION DATE DOES NOT PRECLUDE DISHONOR FOR THAT REASON）”。信用证过期不需要在拒付电中通知，因为严格讲，信用证过期不是一个按照ISP5.03中规定不列明就不能因此拒付的不符点。（The Official Comment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by Practice by James E. Byrne）。应该同样适用于UCP500，开证行不需要列出信用证过期作为不符点，未列明，开证行不会失去以此拒付的权利。（Todi Exports v. Amrav Sportswear Inc. No. 95 Civ. 6701 (BSJ), 1997 U.S. Dist. LEXIS 1425 (S.D.N.Y. 1997) ）。

3、 表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或已退给交单人（STATE IT IS HOLDING THE DOCUMENTS AT THE DISPOSAL OF ，OR IS RETUNING THEM TO THE PRESENTER）
在拒付通知中，并不是仅仅出现了“表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这样的类似文字就符合了UCP500第十四条（D）（II）款的要求，而是还要能从整个拒付通知中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否则，仍不能构成有效拒付。

Cre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v. China Merchants Bank[2002] EWHC 973 (Q.B. Comm. 2002) [England]案便是说明这一要点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开证行SWIFT发出如下拒付通知：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 following discrepancies found:
- Beneficiary’s draft not made in English
- Irregular L/C No shown on P/L
- Original of P/L Cert of Quantity and Cert of Quality not submitted
- Under invoice No 1062 percentage of grade shown on invoice not complied with P/L
We refuse the documents according to Art 14 UCP no 500. 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 we shall release the docs to them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you unless yr instructions to the contrary received prior to our payment. Documents held at yr risk for yr disposal.”
议付行抗辩认为此通知不是一个符合UCP500第十四条的拒付通知。法院也认同此观点，理由是由通知中的“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 we shall release the docs to them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you unless yr instructions to the contrary received prior to our payment.”会推导出在申请人接受不符点的情况下，单据将会放给申请人，而不能退给议付行或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构成了不正当占有议付行单据的行为（CONVERSION）。因而，法院判定适用“PRECLUSION”原则，该拒付无效。另外，笔者认为上述语句还使开证行自动放弃了自行决断是否拒付的权利，因为开证行声称“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WE SHALL RELEASE THE DOCUS TO THEM…”即只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我行就放单付款，如果万一申请人在同意接受不符点后因破产而不能偿付开证行，且受益人持有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的证据（如传真），那么开证行此时就很难再行使其自行决断权而拒绝付款了。
笔者在实务中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家保兑行在其拒付通知SWIFT MT734的77B 场加了这样一句话“我行经受益人指示，已将单据寄至开证行，要求其付款。”整个拒付电中未出现“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或任何类似语句。显然，该行忽略了我行作为寄单行，单据的处置权应在我行，而不在受益人。该行未经我行同意直接寄单至开证行的行径，显然违背了UCP500第十四条（D）（II）款“代寄单人保管单据”的规定。我行以此抗辩，使得该保兑行不得不立即付款。

　　摘要：从醉驾是否入刑到现在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醉驾的问题一直是公众也是司法者、学者争议的问题。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醉驾正式入刑，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势必影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准确实施，本文从刑法的基本规范、原则以及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对醉驾是否一律入罪进行分析，希望对此问题的解决能做一定帮助。

　　关键词：醉驾 情节轻微 危险犯 谦抑性 当罚性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在2011年5月1日的施行，全国及各省市“醉驾”型危险驾驶第一人纷纷“登台”，快速地被诉、被判，震慑了醉驾者，警示了社会公众，各地醉驾情况得到明显好转。正当此时，最高人民副院长张军表示刑法修正案（八）中“醉驾入刑”的相关条款不应仅从文意理解，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而是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可以分为飙车和醉驾两种类型。对于前者，因为有情节恶劣的规定，在认定上不存在分歧。对于后者，因刑法条文只是简要规定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处拘役并处罚金，导致对其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车，不管情节如何一律构成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犯罪概念“但是”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入刑”的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也不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犯罪，只有醉酒驾驶行为危害社会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醉酒驾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能构成犯罪。

　　“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争议，把醉酒驾驶的争执从最初是否应该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驾行为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如果说，立法上醉驾行为应否入刑是可以借助公众讨论的“民意”问题，那么，司法中醉驾能否一律入罪应当是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近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所面对的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对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

　　一、从刑法规范的体系解释分析

　　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如果仅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本身来理解，认为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车，不管情节如何一律构成犯罪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对于任何法律条文的理解还要注意到整个规范体系的协调。从刑法条文来看，刑法第133条之一仅是刑法分则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在正面规定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以“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胁是否符合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醉驾能否一律入罪”也不例外。

　　从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看，总则统率分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分则不得与总则相抵触。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的扩张事由，为分则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规定，刑法分则要受刑法总则的调整和约束。刑法总则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刑法第十三条本身是总则对于何谓犯罪所做的原则性规定。刑法分则对于犯罪的具体规定，不仅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调整，而且必须与第十三条相一致，不能违背。因此，尽管刑法第133条之一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没有“情节严重”的限定，认定犯罪仍应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并非所有的醉驾都是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不予认定。

　　二、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考察

　　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侵害或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前提，法益侵害具有两种情形：一是实害，二是危险。实害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的现实侵害，例如故意杀人，已经将人杀死，造成对他人生命法益的侵害。危险是指行为对法益具有侵害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损害并未发生，但法益处于遭受侵害的危险状态，因而同样被认为具有法益侵害性，并具有刑事违法性。 危险犯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其中具体危险犯是指已经导致了该当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了现实化程度的行为。而抽象的危险犯则是指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对该当法益的严重侵害可能性而被具体构成要件禁止的行为，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 任何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胁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即使在危险与冲突不断加剧的当今风险社会，立法者为更好地防范风险与保障公共安全而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以期能够对造成法益危害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仍应以违法行为对法益造成抽象危险为前提。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规定在刑法典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交通肇事罪之后，可知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利益；其直接客体，应该是道路交通安全。由此，根据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从其在分则体系中的地位和罪名来看，危险驾驶罪的实质还应是“危险犯”， 没有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便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只有当足以造成某种危险时才构成犯罪的既遂。从这个角度分析，并非所有醉驾行为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三、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来说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必要性，指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它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它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台湾的林山田也说过，“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和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能够不使用刑法，而以其它手段亦能达到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手段。”

　　因为刑法调整的不完整性、刑法手段的最后性、克制性，刑法的谦抑性就要求用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手段，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该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把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储槐植教授尽管主张我国的刑罚结构应当由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变，以严密刑事法网，减少漏网机会，从而在减轻刑罚苛厉程度的同时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但我们不应忽视，严密刑事法网的前提是某种行为应当入罪化，并且入罪化所带来的利益会大于其所引发的弊端。而且，储教授在论述刑法结构调整时早就敏锐地指出，我国以前的刑法建立在“道德行政”为堤坝的基础上，对较轻的社会危害行为的规制主要依靠社会评论和思想教育来解决，必要时才动用行政手段，刑法只调整较重的危害社会行为，而这种模式在社会公德衰落的情形下就会发生刑法的基础危机，即决提现象。因此，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只能严格行政管理，对“一般危害社会秩序行为(违法行为)加强行政制裁，同时辅以思想教育，借以减少由小害变大害的数量，从而控制刑法圈”，把我国刑法建立在“行政道德”的基础上，以行政制裁为首要的刑法堤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罪增长刑罚加重，犯罪再增长刑罚再加重”这种使国家和社会的包袱越背越重的恶性循环。

　　从刑法谦抑性原则来看，醉驾不应当一律入罪，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不应该一味的定罪，应以刑法以外的法律对其规制。

　　四、从刑法定罪的当罚原则分析

　　当罚原则，又称为可罚性性原则，也是在犯罪认定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当罚原则表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时，不具有可罚性，因而不能认定为犯罪。根据可罚的违法理论，各种犯罪都被预定了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性，即使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如果其违法性极其轻微，没有达到法所预定的程度时，就不成立犯罪。

　　有学者对不应当施加惩罚的情形进行了概括：惩罚无理由，即行为本身不存在对社会的损害，无须防止；惩罚必定无效，即不可能达到防止损害的效果；惩罚无益或代价过高，即惩罚所造成的损害大于其能防止的损害；惩罚无必要，即损害无需惩罚就可防止或自己停止，也就是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来防止或停止。 我国刑法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中，明确地提出了犯罪具有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特征，尤其是刑法总则十三条对犯罪概念存在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实现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当罚性，不是说要对任何醉酒驾驶行为都要定罪判刑。“醉驾一律入刑”虽然可以在短时期能够对公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因为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形而失去刑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并最终会因刑法过于苛刻而失去公众的信赖，使刑法陷入不能承受之重。在醉驾能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严惩主张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

　　因此，从坚持刑法定罪的当罚性原则来看，醉驾不一律入罪与定罪的当罚性原则一致，符合刑法定罪的要求

　　五、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相关因素

　　综上所述，基于相关刑法基本规范和刑法原则以及刑法基本原理得出醉驾不能一律入罪，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醉驾是否定罪还应考虑醉驾的起因、醉酒程度、驾驶速度、驾驶路线、认知能力等具体情节，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正确的定罪量刑。

　　一是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驾的时空环境主要是指影响醉驾行为危害性的时空因素，比如醉驾驾驶的时间、速度、路线、驾驶道路人流情况和车流状况等要素。如前文所述，危险状态客观存在于现实状况之中，是具有外在表现的客观存在。基于对醉驾行为所处时间、空间等路况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地把握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是否达到犯罪所要求的危险程度。比如，深夜的时候，醉酒人在人车稀少的道路上以很慢的速度或者短距离行使等情况，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极为轻微的，往往难以威胁到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就应当按无罪处理。

　　二是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酒精含量是指单位血液中酒精成分所占的比重。酒精含量是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法律上认定是否醉驾的唯一标准。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80毫克的认定为醉酒驾车。那么，通常情况下，酒精含量为85毫克和240毫克的醉酒人相比，两者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会存在较大差异。在特定情况下，处于最低醉酒标准状况下的行为人可能不会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或者说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险要低得多，将这一情形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醉酒原因。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醉酒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由于正常饮酒造成的，这也是醉驾性危险驾驶罪打击的目标。但是社会情况的复杂，并非所有的醉酒都是由于正常饮酒造成的，例如因食用了像含有酒精的食物、药品如豆腐乳、糟鸡(肉)、藿香正气水、漱口水漱口等造成的轻微醉酒的行为。像这类类情况的醉酒，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对较轻，能否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及能否入罪还需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