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1997〕29号）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给予物质帮助，使其维持最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救济。
第三条 保障的基本原则
（一）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保障标准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标准有别。
（三）政府保障与社会保障和个人家庭保障相结合，以个人家庭保障为主，政府和社会给予必要的救助与扶持。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民政部门主管。财政、劳动、人事、统计、物价、工会、经贸、教育、粮食、卫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调查研究，制定标准，检查落实。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辖市、县级市和县人民政府驻地的镇。
第二章 保障对象的范围
第六条 凡持有所在城市常住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均属于本办法的保障范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属于救助对象，均可申请救济，经批准，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第七条 保障对象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简称“三无”对象）；
（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三）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四）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优抚对象。
第三章 保障标准的测定
第八条 测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主要依据：
（一）维持最低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量；
（二）生活必需品所需费用；
（三）市场物价指数；
（四）居民平均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
（五）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状况。
第九条 制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考虑的因素：
（一）社会贫困户的户数、人数及每年需救济金额；
（二）机关、企事业单位贫困职工的户数、人数及家庭生活状况；
（三）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
（四）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年需要救济金额；
（五）当地财政承受能力。
第十条 任务与分工
民政部门及城区、街道、居委会负责社会贫困居民的调查、统计；
劳动、工会、经贸委等部门负责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贫困居民的调查统计；
民政、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研和测算；
政府其他部门根据本身的职能及相关业务，参与调查和支持配合实施。
第十一条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拟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确定，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适时调整。
第四章 申请与审批发放
第十三条 凡个人或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向街道、居委会或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一）本人无劳动能力或未成年；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抚养人或法定抚养人无抚养能力的；
（二）家庭成员虽有收入，但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优抚对象；
（四）因天灾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人均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具有正常的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不具备申请条件。
第十四条 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包括以下几种：
（一）各类工资、奖金、补贴；
（二）无业人员（包括下岗职工）通过劳动或其他方式获得的所有收入；
（三）养老金、抚养费；
（四）利息、分红；
（五）各类救济费；
（六）其他收入。
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优待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五条 凡需要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救济的对象，一般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格，如实反映家庭人口，收支情况，家庭贫困原因。必要时附上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社会困难户的申请材料，由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受理，报街道办事处审核，由城区（县）民政局审批。
第十七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贫困职工的申请，由本单位受理，单位调查核实后，报业务主管部门复核，签署意见，转报市、县民政部门。
民政部门受理后，会同财政、劳动、人事、工会联合调查研究，报市、县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八条 受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单位，在接到申请10日内，要认真地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及其实际生活水平进行核查，提出审核的意见，报上级部门审批。
街道办事处（镇）也可委托居委会核查。
第十九条 负责审批的单位，接到核查材料后，必须在1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要书面说明理由，要将审批决定送达报送单位执行。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实行动态管理。散居社会上的“三无”对象，每年审核一次；社会贫困户的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每季审核一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救济对象应逐月申请，逐月审批。因死亡或家庭收入、人口变化等原因不符合救济条件的，要及时变更，停止救济。
第二十一条 “三无”对象、社会困难户、优抚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发放。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单位代为发放。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必须造册登记，由救济对象本人领取。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发放保障救济金时必须将领取保障救济金的对象名单、保障标准和领取金额，在居委会或工作单位张榜公布。
第二十三条 发放救济金的时间从批准之日的当月算起。
第二十四条 发放救济金的标准，“三无”对象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发放，如其原来享受的生活救济标准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则按原救济标准发放；其他对象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
第五章 资金来源
第二十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账管理。
各市民政部门每年年底之前要提出下一年的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纳入地方年度支出预算，定期拨付。年终要编制决算，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必须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严格财经制度，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定期检查、审计及社会的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挤占和扣压等现象。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从事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不准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优亲厚友，或擅自提高、降低救济标准；不准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扣压、拖欠保障救济金。如有违犯，必须严肃查处。
第二十八条 保障救济对象不如实反映家庭情况，虚报、隐瞒收入、或伪造证明材料冒领的，或家庭收入增加，不符合救济条件，不主动反映，仍继续领取的，经查实后，应立即停止救济，追回冒领款，并进行严肃批评。
第二十九条 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资料管理，建立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
第三十条 民政、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每年最少组织一次检查和审计。
第七章 配套措施
第三十一条 经审查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可减免其子女当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
第三十二条 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者参加的第一次职业培训所需费用，应给予减免，或予以相应补贴。
第三十三条 劳动、民政等部门应通过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居民、职工就业，或开展生产自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状况。
第三十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做好困难企业职工生活保障的各项政策，尤其要落实好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困难企业的工资预留户、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退休费社会统筹及在职和转岗培训等各项规定，保障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
第三十五条 积极开展社区服务，为广大居民，特别是为优抚对象和社会孤、老、残、幼提供各种服务保障。
第三十六条 社会各界、各行业、各部门要发扬中华民族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大力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对困难居民从生活的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切实解决好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998年5月11日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