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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庆市南岸区金龙港湾业主委员会诉业主欠费一案的调查分析报告

陈晓军

“小区大门无人把守，夜晚出行路灯不亮；垃圾成山，遍地恶臭；化粪池快溢进底楼住户，随时存在沼气爆炸的危险；缴费业主与欠费业主分成两派经常互相谩骂攻击，甚至大打出手，业主委员会负责人还曾被欠费业主殴打致伤。与此同时，开发商占据楼顶修建庙宇，消防隐患及一户一（水）表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前期物管撤离不办移交手续，物业管理用房没有着落以致新的物管企业不愿入驻。……”
这是重庆市南岸区金龙港湾小区（以下简称小区）的现状。该小区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新街40号，住宅279户，人口1000余人，另有商场门面12家共1000多平方米、车库900平方米、写字间2800平方米。小区开发商挂靠重庆市金山城乡建设实业总公司，而该开发商同时又是小区的大业主，占据小区七个单元中六个单元的楼顶建造楼顶花园，搭建大面积的鸽棚，并修建了一个用于烧香拜佛的庙宇。小区前期物管据称与开发商有牵连关系，对开发商的行为不闻不问，引起小区大部分业主的不满，因此发生纠纷。前期物管遂在未办理移交手续的情况下于2004年1月14日自行撤出。由于有消防隐患、一户一表、物业用房等诸多遗留问题未能解决，没有新的物管企业愿意接管该小区。小区遂于同年1月17日成立业主委员会，报南岸区房管局备案，并召开业主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业主通过决定由小区业主委员会暂时对小区物业进行自治管理。
小区业主委员会接手小区物管工作后，立即就小区存在的违法建筑（如庙宇、鸽棚）、物业用房、消防隐患等问题向房管局、规划局、消防处等有关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希望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同时按照业主大会通过的约定开始向小区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以维持小区物管的正常工作开支。
但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向政府部门反映的问题遇到了官僚式的相互推诿，比如向规划局反映的开发商违法修建庙宇的问题，规划局答复说那只是一个凉亭，是合法的，而这个所谓的“凉亭”在房管局却是按住宅进行的登记；又比如开发商搭建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鸽棚的问题，规划局以开发商在鸽协取得了批文为由予以推脱。其他如开发商占用公用楼顶的问题、物业用房无法使用的问题、消防隐患无法解除的问题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各有关部门踢皮球似地推过来让过去，致使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们四处奔波一年有余而毫无收获。
如果只是上述问题得到不到解决也许还能克服，但个别业主拒缴物业管理费的行为却使业主委员会的自治管理无法继续下去。这些个别业主拒缴物管费的态度异常坚决，他们认为业主委员会没有收取物业管理费的资格，没有资格对小区进行物业管理，甚至认为业主委员会是打着自治管理的旗号为少数几个人谋私利。起初拒缴物管费的业主只有极少数的几家，但这几家业主不缴物管费却仍然享受保安、保洁、路灯、日常维修、小区环境改造等物业管理服务让许多原来缴费的业主感到不公平，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加入了拒缴物管费的行列。而小区业主也由此而逐渐分化为两大阵营，争吵纠纷从此不断。
眼见小区自治物业管理即将陷入瘫痪，业主委员会在与欠费业主协商对话无果的情况下，被迫以欠费业主中态度最坚决者作为被告，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欠缴的物管费及滞纳金。
业主委员会原本希望能够通过法院支持性的判决恢复小区正常的自治管理，同时对其它遗留问题的解决也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但法院方面的处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业主委员会既非公民，法人，又不符合法律（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其他组织”的要件，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属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物业管理关系的主体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属于《物业管理条例》调整范畴，原告享有什么权利，应尽什么义务也不明确。并且原告本次诉讼的提起，没有取得业主大会的授权，亦不能作为执行业主大会的意思表示。因此，南岸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业主委员会的起诉。
法院的裁定下达之后，小区内缴费业主与欠费业主的派系斗争更趋于激化，欠费业主对于法院的裁定深感鼓舞，甚至在小区内张帖号外以宣示胜利，缴费的业主则感到沮丧，纷纷停止缴费。而业主委员会不服法院的裁定，先后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裁定。南岸区人民检察院经与南岸区人民法院沟通，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最新颁发的《关于确认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纠纷案件中诉讼主体资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业委会不利，遂不得不以终止审查的方式驳回了业主委员会的申诉。业主委员会最终被迫停止了物管费的收取，保安、保洁等工作人员先后辞职，小区物业管理彻底瘫痪，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
这是一起具有典型意义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因自治管理与业主发生纠纷并致诉讼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笔者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与之相类似的案例。对这个案例做一点调查、分析和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我国物业管理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澄清一些在物业管理方面可能比较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为我国未来在物业管理方面的立法提供一点也许是不自量力的建议或参考。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例中法院作出的裁定：
法院裁定驳回业主委员会起诉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业主委员会提起诉讼没有取得业主大会的授权，亦不能作为执行业主大会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程序范围内予以解决，因此不打算在这里进行讨论。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法院裁定当中的前两个理由。
法院裁定驳回业主委员会起诉的第一个理由是业主委员会既非公民、法人，又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他组织”的要件，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原告属不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业主委员会明显不属于公民和法人。那么，它能不能算其他组织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8月20日《关于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请示一案的复函》中明确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之规定，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对房地产开发单位未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住宅区规划图等资料、未提供配套公用设施、公用设施专项费、公共部门维护费及物业管理用房、商业用房的，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业主委员会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南岸区人民法院认定业主委员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属不适格的主体是不正确的。有人提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规定业主委员会在涉及开发商未向业主委员会移交有关资料、未提供配套公用设施、费用及物业管理用房等方面才可提起诉讼，不应扩张解释为业主委员会在其他方面也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对：这根本不是一个应否作扩张或限制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从何种角度看待权利的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笔者认为，业主委员会不是一种公权力组织，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进行自治管理的权利不应当被看作是行使一种公权力。因此，业主委员会为维护自己自治管理的权利而提起诉讼应当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明确了业主委员会对房地产开发单位未向其移交住宅区规划图等资料、未提供配套公用设施、公用设施专项费、公共部门维护费及物业管理用房、商业用房的，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但只要法律法规没有对业主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在其他方面（如本案业主欠费的问题）提起诉讼作出明确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法院对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没有权力加以任何不合理的限制。在这一点上，重庆市高院颁发的《指导意见》存在同样的问题，该意见第一条规定：“本意见所?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居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第六条又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适用本指导意见的规定：（1）、业主委员会自主从事物业管理或经营活动，形成的民事侵权或合同违约诉讼；……”。按照南岸区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条款的理解，这就是界定了物业管理纠纷只能发生在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之间，同时否定了业主委员会自主从事物业管理时的诉讼主体资格，那么笔者也就只能认为这是对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一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限制，应该予以纠正。更何况重庆市高院并没有法律所赋予的司法解释权，《指导意见》在法律上是本不应当产生效力的。当然上述条款本身含义模糊，容易产生理解分歧，不过这已经是本文无?顾及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还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起诉业主是自己告自己，从道理上讲不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至少不能成为剥夺业主委员会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实践当中所谓“自己告自己”而由法院受理并裁决的案件并不少见，比如公司告董事和股东，或者反过来。就本案而言，金龙港湾小区业主公约第十四条（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对欠费超过3个月的业主，业主委员会或其他业主都可依据本公约依法提起诉讼追讨”。也就是说该小区所有业主已经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授权业主委员会可以提起诉讼。在并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契约就是法律。业主委员会仅仅依据业主公约也应该有权对欠费业主提起民事诉讼，欠费业主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这在法律上和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南岸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业委会起诉的第二个理由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关系的主体应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属于《物业管理条例》调整范畴，原告享有什么权利，应尽什么义务也不明确。因此业委会不能以物业管理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这里我们不能不涉及到国务院于2003年6月8日颁布、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作为一部到目前为止在规范物业管理活动方面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其对物业管理的定义无疑应该是权威的；人民法院依据《条例》第二条认定和裁判本案似也无可厚非。但笔者面对这个第二条却不得不产生以下疑问：物业管理权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物业管理权的权利来源是什么？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在和任何一个小区及其业主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并进驻该小区开始从事物业管理活动之前，该物管企业对于该小区根本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很明显，物业管理企业之所以对某个小区享有物业管理权，是因为该企业与这个小区的全体业主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而小区的全体业主正是通过签订物业管理合同这种方式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了授权。也就是说物业管理权实际上是因业主享有物权所派生出的权利，物业管理权的行使本应属于物业的所有权人，而非房地产开发商或物业管理企业。小区业主有权决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授权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物业管理；当然也有权决定不聘请物业管理企业而进行自治管理，这毫无疑问应属于业主对于其自有或共有财产进行自由处分的权利范围，不应加以任何不合理的限制。笔者相信《条例》的立法本意也绝非要限制业主的权利，建设部刘志峰副部长在2003年7月14日全国物业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提到：“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管理只是业主管理自身物业的方式之一，业主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其他方式，比如自我管理，或者将保洁、绿化等各项事务直接委托专业公司。《条例》本着尊重业主财产权利的原则，并不强制业主必须实行物业管理，而只是规范物业管理时各方的行为。”汪光焘部长也在同一次会议上强调 ：“业主具有可以选择管理企业和不选择管理企业的权利”。但是《条例》第二条给物业管理所下的定义却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业主只能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才能对自己所有或共有的物业进行管理，而业主的自治管理却被排除在了该定义之外。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才会根据《条例》第二条认定物业管理关系的主体应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与欠费业主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条例》调整的范畴。如果不是法院对《条例》第二条理解错误的话，那笔者只能认为《条例》第二条在定义上出现了问题，因为它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剥夺了业主对于自己所有或共有的物业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治管理的资格，其效力与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财产个人所有和共有的相关规定有冲突，应当予以修改。
关于业主自治物业管理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物业管理是一种营利性的经营行为，从事物业管理必须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方能进行，业主或其代表业主委员会没有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所以他们不能自己进行物业管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先入为主地认为物业管理必然是取得营业执照的物业管理企业才能从事的经营牟利行为，而完全无视物业管理权是由业主财产所有权派生且本应由业主享有的事实。以这种观点看待物业管理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如本案即是十分典型的一例。笔者认为当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自行行使物业管理权的时候，此时的物业管理并非必然地具有营利的目的，而更多地应该体现服务的宗旨。我们为什么非要给物业管理贴上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先天性标签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金龙港湾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如果法院能够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本案当中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公正的判决，金龙港湾小区的状况应该不会恶化到如此地步，对当地各有关主管部门临事推诿，甚至包庇袒护开发商的官僚作风也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鞭笞作用。遗憾的是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没能就这个笔者所知的第一例业主委员会诉业主欠费案作出具有积极意义的判决，其后果当然是非常消极的。而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没能成功建议南岸区人民法院再审此案或者对本案依法提请抗诉，笔者个人也认为十分可惜。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各地物业管理纠纷在数量、规模和种类上必然呈现急剧变化和增多的势头。本文所涉及的这例业主委员会诉业主欠费案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第一例，但绝不会是最后的一例。笔者希望在本文中所作的一点浅薄的探讨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激发大家对我国在物业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更成熟的思考。我想这也是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所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2005年4月21日


试论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缺陷的根源所在

王胜宇


　　我国股票市场建立时间不长，发展虽快，但由于处于发育期，与国外发达的股票市场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无论是从上市公司的质量、股票的发行及交易过程还是市场监管和相关法规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赶超式发展战略：制度缺陷生成的主根源。
　　中国证券市场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政府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有效动员金融资源，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政府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初始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无疑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中国证券市场很快纳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其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形成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对完善，金融业相当发达，金融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其证券市场制度按市场自我强化的轨迹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体现在金融立法上，金融管制的立足点在于维持金融过程的安全性，从而实现资本价格的稳定和均衡。资本市场在较为规范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按照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这类证券市场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行政性合约来完成。与西方自由发展证券市场制度形成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模式构建上，还不具备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证券市场发育了百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试验性建立。
　　由于经济制度与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与西方自由发展的证券制度之间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其制度效率存在显著差别。在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中，成熟的市场制度为证券市场运作提供了完全的竞争，公司财务制度的透明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与资本的搜寻成本，而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制度的透明性的存在，产生对经营绩效不良管理者进行替代 (接管)的持续性外部压力。因此，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市场与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搜集信息成本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证券制度的效率呈现一种动态化特点。在证券市场初建阶段，以政府为导向的证券制度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其积聚资本的功能很强。但经济发展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化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机制与激励机制扭曲，上市公司对缺乏使用监督和资本利用条件宽松的限制约束，容易引致粗放式股本扩张，产生“免费资本”幻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日臻完善，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在获取相等信息租金的前提下，其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渐次降低的，即制度效率呈上升化态势。这说明，政府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损耗增大，定价效率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政府修正制度设置，进行制度创新，打破计划旧体制下的制度均衡，采取市场化改革，减少证券市场运行中旧体制的约束，改变制度的运行模式，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改进。
　　二、市场寻租的恶瘤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
　　国家信用过度倾斜与行政性制度安排引致证券市场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行为的扭曲，可藉寻租理论来说明，而租金的产生主要应归因于制度或体制缺陷及政策不到位。经济制度的变迁诱发寻租行为，因此布坎南说：“对寻租活动的分析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学。”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度的安排与推进，市场证券制度的内生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体制性缺陷，成为证券市场寻租活动的制度根源。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不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纯粹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制度下，都不会出现寻租活动。 在两种体制的共生中，政府干预市场会产生“政策租金”，形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府在制度设置安排上存在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即由体制性安排产生的租金。由于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影响市场主体寻求租金收入的主要因素。受制度变迁的影响，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只的变化使得租金的成本收益率Ra相应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证券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同庄家“合谋”行为，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年内容量巨大扩展的同时，“大多数股票价格与其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以致丧失了投资价值，只能成为投机赌博的工具”。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这样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据资料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系统风险(不可分散化风险)占1／4左右，而非系统风险(分散化风险)占3／4左右；而上海交易所的投资风险结构与此“倒置”，系统风险占2／3，非系统风险占1／3。同时，在“隐性担保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滋生一种“唯亲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倾向，导致上市公司对无利可图或仅有边际利润项目的过分投资。
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有动力加大市场制度建设，增大市场容量，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力图缩减起步较晚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市场机会增多。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急速扩容，当证券市场具有一定规模，法律与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制度发展的市场化要求越来越突出，必然产生证券市场内在发展与政府外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与市场自身发展规律的内生矛盾。在渐进式制度推进过程中，政府认识到制度的不完全及其对市场效率的损耗，使经济活动的各种规范制度的建立健全成为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从而使制度缺陷有所改进。由于制度缺陷是对证券市场机制的扭曲，最终影响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改革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必然有动力继续改进。
　　三、上市公司质量堪忧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然而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石还不够牢固，上市公司整体来说质量堪优，己成为我国股市发展过程中潜伏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在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居于绝对控股地位，国有企业在决策机制、经营机制和分配机制上的固有弊端，都影响上市公司的发展，也限制了股市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这从如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四、股东价值的弱化
　　从东方锅炉、大庆联谊到郑百文，一些上市公司编造虚假文件，虚假利润，制造上市资格:曾遭证监会和交易所谴责的湖北兴化、猴王等公司的虚假不实行为令中小股东目瞪口呆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上市公司的质量打了问号。成熟的资本市场，总是以价值创造作为上市公司长期业绩的衡量尺度，但对于我国内地的上市公司而言，大多缺乏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理念。作为回报股东的表现，上市公司理应向股东派现分红，但十年来派现的公司少之又少，截止2000年6月末，仅有124家公司自上市以来连年分现金，占公司总数的14.6%，但总的现金收益率很低。在“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指出，如果单纯以为可以通过股票市场给国有企业融资，而国有企业又从来不给投资者以合理回报，总有一天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会十分困难.上市公司不能把股票市场当作“圈钱”的场所，而必须为股东创造价值.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


参考文献
1、黄复兴．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2-160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