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02:12:14  浏览:9337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宜府办发〔2004〕1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O四年三月十二日


宜春市煤矿安全技措费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煤矿企业必要的安全投入,完善矿井安全生产条件,促进我市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好转,依照江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江西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关于煤矿按产量提取安全技措费用的通知》(赣煤安字[2003]197号),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煤矿包括乡镇煤矿、国有地方煤矿和改制重组煤矿。
第三条 煤矿安全技措费用实行“自提自用、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政府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煤矿企业在维简费的基础上,依据每月实际产量按吨煤10元的标准逐月提取安全技措费用。
第五条 每处矿井应单独设立一个银行帐户,每月5日前,煤矿企业将上月安全技措费用存入开户银行专户储存。
第六条 煤矿企业应设立安全技措费用专用帐本,建立具体的管理制度,编制安全生产投入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及时报县(市、区)煤炭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安全技措费用当年未使用完的金额可结转下年度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它用。当年安全技措费用不够时,可提前预支下年度的资金。所提取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通三防”所需装备及设施;
(二)高突矿井的瓦斯防治、瓦斯监测监控、瓦斯抽放和“三专两闭锁”所需装备及设施;
(三)防排水、防治水所需装备及设施;
(四)供电系统改造、提升绞车改造和运输系统改造;
(五)完善和提高矿井安全生产系统其他方面所需资金;
(六)隐患整改等项目。
第八条 煤矿企业必须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对安全技措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其法人代表对提取和使用工作全面负责。每月10日前,煤矿企业应将上月安全技措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乡(镇)政府,乡(镇)政府逐矿核查后报县(市、区)煤炭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每半年开始15日内县(市、区)煤炭主管部门应将半年安全技措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逐矿核查后,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第九条 安全技措费用核查的内容为:核查专用帐户提取技措经费的情况和技措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矿井,第一次发现,给予警告,责令立即改正;第二次发现,责令停产整顿1~3个月;第三次发现,由县(市、区)政府强制关闭。
(一)未依据每月实际产量足额提取的;
(二)未按规定时间存入指定的开户银行专户储存的;
(三)未设立专用帐本的;
(四)未按规定的使用范围使用的。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超期审理应给予国家赔偿
杨 涛
  
一桩简单的民事侵权案,历经省市县三级法院审判,先后经过5次审理、4次判决、两次裁定,耗时23年之久。时至今日,这场官司仍是原地踏步,而且陕西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3月15日启动再审程序后,又是3个年头过去了,当事人榆林师范学校退休老教师白云玉望眼欲穿,已经64岁的他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等来最终的判决结果。(新华网5月24日)
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竟让当事人等待了23年,以至于在有生之年竟不知道能否等来最终的判决结果,这简直举世罕见。对这么一个姗姗仍不迟来的判决,无疑,我们可以“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法律格言来评价它的不正当性。不过,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榆林中院对超期审理的毫不在乎的态度。1995年3月榆林中院作出第四份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该案件便进入执行阶段。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白云玉几乎每周都向榆林中院提交一份执行申请,但均石沉大海。然而,2001年3月15日,当时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任玉山却突然发出一份中止该案执行的裁定书,该案在20年后又回到了起点。此后,榆林中院先后3次开庭审理,但直到目前仍无任何音讯。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该案的第5次审理又远远超出法定的审理结案时限。
究竟是什么让榆林中院对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连作四次判决,并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竟主动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书,并一拖又是三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审限的规定缘何一再被他们熟视无睹地抛弃?笔者认为,这恐怕跟这些规定并无相应的罚则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规定寄希望于法院和法官的自觉遵守,但实践证明并不可行。依靠上级法院或人大的运动式检查,终究也非长久之计。而当事人并无法定的程序去申诉和控告超期的审理,即使是申诉侥幸被有关部门重视,法院和法官并不会对超期审理承担任何不利的法定后果,因而他们也没有积极改正的动因,即便在某一个个案得以解决,今后的案件审理,超期现象依然是岿然不动。
然而,超期审理的的确确是当事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漫无尽头的审理,无休止的重审和再审,当事人将自己的精力、时间、金钱乃至于青春赔在渺茫的诉讼当中,身心俱为憔悴。“打赢了官司输了钱”并非民意戏言,而是当事人深切感受。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如果说另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给其带来了第一次伤害可以向法院要求伸张正义的话,那么,法院的无止境的超期审理带来的第二次的伤害----司法上的伤害,他们的损失又向谁主张呢?
在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当事人根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赔偿。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审理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即使超期审理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国家并不会对当事人进行任何赔偿。然而,这种规定的正当性却大可值得质疑。首先,权力与责任本是相伴相生的孪生儿,有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就应当有国家责任的存在,权力的行使不但不能以积极的方式损害公民的权利,不合法的消极不作为损害了公民的权利也不符权力为民的本质,因而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我们看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侵犯相对人的财产权的行为时,也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缘何司法机关在超期审理给当事人带来财产、时间乃至精神等多重损害却无须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呢?
由此可见,法院的超期审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完全应当将其列入国家赔偿范围。超期审理不仅包括在某一审级中超审限审理,还应包括法院无理由故意的发回重审、再审等使案件审理无限延长的审理。将这一事项规定在国家赔偿法中,不仅是要给因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合理的赔偿,更重要是要通过这么一条规定,要给法院和法官带上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真正对按时审理重视起来。
前不久,《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修改重点包括: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等。然而,法院在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审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始终没有人提出要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笔者认为这不啻于是一个遗憾,笔者倒想借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的东风,大声呼吁将其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
——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08班
430073 tel:027-87529217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参考资料:
[1]姚建宗: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3] 杜宴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4] 姚建宗: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