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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犯罪的特点、趋势、原因及对策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 宋丽红


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前9个月，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三人以上团伙犯罪案件66件263人，分别占每年案件总数的9.7%、15.4%和18%，占每年犯罪总人数的29.4%、32.2%、43.9%。其中2006年9个月内共批捕各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244人，团伙犯罪竟多达107人。案件数和人数在不断递增。因为团伙犯罪在一定范围形成一股邪恶势力，有较强的社会对抗性，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局势，左右刑事案件的升级程度，所以为了有力打击团伙犯罪，我院对近三年来的团伙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谨供参考。
一、团伙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团伙成员以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为主。团伙犯罪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2006年前9个月，团伙犯罪总人数107人，其中农村人员就有98人，2004年和2005年团伙犯罪案件均为农村人员所为，并且本地人参与少，外来人员参与较多。2004年、2005年、2006年前9个月，我院批捕的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的团伙犯罪案件分别占团伙犯罪案件总数的56、6%、67、3%和78、3%。外来人口出来打工,大多是亲戚,朋友结伴而来,同吃同住,加上与外界不熟,使他们成为一种较为封闭的小团体，往往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结伙实施犯罪。如我院今年3月份提起公诉的4名福建人盗窃汽车牌照，然后敲诈车主的案件，这4人就是亲叔、侄关系。另外，由于外来人口“流动”的特性使他们作案后便于逃逸。外来人口没有财物负累，尤其是没有不动产，思想上顾忌少、负担轻，在流入地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作案时间，作案后随时可以一走了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公安机关很难抓获。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团伙犯罪往往作案频率高、危害严重。
2、人员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文化素质低，有低龄化趋势。从以上我院统计的案件看，18至40岁的团伙成员占多数，2004年占79.4%，2005年占70.3%，2006年前9个月占到72.2%，平均94%为男性。其次，文化素质低，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占85％。团伙成员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参与团伙犯罪的越来越多，2004年有15人，占团伙犯罪人数的20.2%,2005年占24.2%,2006年前9个月占到27.3%.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有７０％是团伙犯罪。他们参与的团伙犯罪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未成年人被各种犯罪团伙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吸纳。这些犯罪组织之所以积极拉拢吸收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往往更加无所顾忌，敢打敢拼，而且他们出面从事某些犯罪活动，即使被抓住也不负刑事责任或能减轻处罚。另外，未成年人自身有合群性，崇尚江湖义气，在犯罪中往往组成团伙以聚力壮胆。
3、作案的犯罪对象多指向财产，犯罪工具科技化，犯罪手段暴力化趋势明显。为了维持温饱和团伙的生计，攫取财产是犯罪团伙的首要犯罪目标，涉嫌盗窃、抢夺、抢劫等涉及财产犯罪占团伙犯罪的82、3%以上。有一定财产后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他们配备现代化的通信、交通工具和较有威慑力的凶器，聚散迅速，行动快捷，侵害能力强，进而会把犯罪目标定向数额更大的公私财产，得逞后继续改进犯罪工具，犯罪团伙的队伍不断壮大，案件也不断作大，滚雪球似的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
4、团伙成员被他人“拖下水”的犯罪较多，犯罪团伙被雇用进行犯罪的趋势日益显露。团伙成员大都重视“江湖义气”，往往案件的起因只与一人相关，其他同伙事后获知原委后，出于“哥们义气”又卷入其中，主要体现在替人讨债、殴斗等案件中。如曾某等13人寻衅滋事一案，团伙成员很多不知事由，互相叫来，聚齐就开打。可见，此种犯罪活动实施快，没有周密的预谋和准备，具有冒险性、疯狂性、不计后果的特点。而有些“名气”的黑、恶性质犯罪团伙因其暴力性较强，常常成为某些人争夺利益、报复他人的犯罪工具，团伙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也往往受雇于他人，进行犯罪活动。如王某7人故意伤害案件，就是受雇于人要欠帐，债主承诺事成抽取20%的好处费给他们。
5、犯罪活动倾向于隐蔽性。在持续不断的严打压力下，一些团伙头子不断变换作案手段，以各种面目出现，往往以企业经理等合法“外衣”掩人耳目。团伙头目指使手下作案时，往往用暗示方法，以便于推脱罪责，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如今年6月份批捕的17人的涉恶团伙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赌博等几条罪名，其头目温某，合法身份是某公司法人。
二、团伙犯罪的形成原因
　 1、团伙作案的成功率大于单独作案。（1）互相为“托儿”，蒙蔽性大。常见于诈骗、集资诈骗等案件中。如李某等3人诈骗案，三人均有正式职业，以发生交通事故急用钱为由，用外币兑换人民币赚取差价诱使熟人自愿上钩，均得逞。（2）胁迫力强。诸如抢劫、斗殴、敲诈勒索等的多发性犯罪，就是要用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团伙架势慑倒对方才易得手，使其不敢作声、不能反抗。（3）有些案件需多人配合。常见于飞车抢夺、盗窃、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案件中。此种犯罪预谋性强，分工负责严密。如张某等14人拐卖儿童一案，该犯罪团伙共贩卖婴儿十几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拐骗、运输、贩卖一条龙，犯罪活动十分猖狂，对被拐卖儿童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
　 2、社会环境因素。（1）歪风邪气的影响。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眼看一部分人迅速窜富，“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害，造成一人的心理失衡。致使现今的犯罪团伙已不再是单纯为求生存温饱而走上犯罪道路，更多的是为了寻欢作乐贪图享受而误入歧途。（2）不良文化的影响。带有宣扬犯罪的影碟、网站、书刊等，给犯罪团伙提供了直接仿效的条件，从而诱发犯罪。如张某等10人抢劫、盗窃一案，就是模仿电视情节，滴血结盟成立“青龙帮”，平日里经常纠合在一起，做些偷鸡摸狗、为非作歹的事情，引发多起恶性案件。
3、“同命相连”感容易形成团伙。这些团伙成员经历或家庭状况相同，如都为父母离异或都有被别人骗的经历，“同命相连”的感觉使他们有归属感，容易一拍即合。常见于未成年人、劳释人员和聋哑人犯罪团伙。这些人多为生活的“弱者”，得不到社会的正视和家庭的温暖，自认被社会抛弃，思想包袱过于沉重，生产生活难以步入正轨，很容易与一些“同命相连”的人拉帮结伙，以难友相聚，以犯罪为业，纠合在一起，演变成为现今的犯罪团伙。这些人一般更讲义气，或有专门纪律，一旦被抓获，只能承认自己的被抓获事实，对于团伙的任何情况都不能泄漏，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一方面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的发现其他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容易使其他犯罪人逃脱法网。
4、小集团利益驱使。这类团伙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通过贿赂、引诱、威胁等手段，把一些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迫使他们参加其集团，并为犯罪提供非法保护、帮助隐慝、毁灭、伪造相关证据，为该小集团创造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有些依此原因进行纠合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多集中于乡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成员稳定，组织形式较松散，没有明确的分工，平时各忙各自的，一旦其有了事情，则迅速集结，且其行为在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大。如有的团伙在村民民主选举中，为了保护本姓体系的既得利益，或扩大本姓体系的影响范围，大肆行贿，暴力打击竞争对手，左右村政权。一旦有成员进入村领导班子，就会“恶人治村，恶霸当家”，形成农村恶势力，即称霸一方、为害乡里的违法犯罪团伙。实践表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就是由农村恶势力发展演变而来的，农村恶势力已经成为我国所特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之一。
三、打击和防范团伙犯罪的几点意见
团伙犯罪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控制不健全、全社会道德水准不高、社会教育管理失误等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对此，笔者提出打击和防范团伙犯罪的几点意见。
1、加大处罚力度。要露头就打、寻求主动。公安机关要加强排摸，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准确把握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防患于未然，始终保持对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主动出击的严打高压态势，绝不能让黑恶犯罪势力坐大成势，杜绝有漏犯现象发生，以最有效的方式遏制团伙恶势力的继续犯罪，同时对其他犯罪势力也起到威慑作用。
2、加强心理教育。尤其要重视青少年的正规教育，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工程。摒弃过分溺爱或放任不管两个极端，随时注意青少年成长过程的思想动态，及时转变扭曲的价值观，使其养成安分守己、依法办事和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即使对失足犯罪的青少年，也不能一概地盖棺定论，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的作用，认真贯彻《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教育为主，从根源上做好帮教工作，正确引导他们步入正轨。
　　3、净化社会环境。积极开展各种社会综合治理，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化导向、法律导向，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1）以“严打”整治斗争的成果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进行普法、美德教育。（2）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净化社会和学校周边文化环境。（3）加强对劳释人员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安置、帮教工作，引导他们重新走向正轨。（4）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制定好村规民约，建立农村治安防范组织，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化，建立有凝聚力、有权威性的基层组织，设立举报信箱，充分发挥基层治保和民间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不稳定分子的情况，共同搞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把舆论宣传作为打击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工作的开路先锋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法宝，大张旗鼓地营造严打氛围，形成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围剿之势。法院要利用公判大会等形式，鼓舞群众、震慑犯罪。报社、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要开辟打黑除恶专栏，对打黑除恶斗争进行全方面、多角度深入报道。要高度重视对法律政策的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认识。同时，要建立证人保护机制，实行有奖举报并及时兑现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针对黑恶势力易插手和侵害娱乐业、运输业、集贸市场的特点，要充分调动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齐抓共管。
5、提高素质、公正执法。要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首先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岗位实践能力，积极引导干警把所学理论运用到执法实践中去，特别是刑事证据方面的知识；其次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调研能力，要认真分析研究团伙犯罪的活动状况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大调研；再次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创新能力，要根据打击团伙犯罪实践的要求，破除旧的思想束缚，不断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同时，要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打击意识、稳定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和公正意识，使有罪的人得到追究，无罪的人得到保护。

关于作品与数字化的有关法律问题

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杨安进 律师



民法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尊重人类的合法劳动成果。对于作为体力劳动成果的有形财产，有物权法、合同法等予以保护；而对于脑力劳动的成果，尤其象作品这样的无形财产，由于其固有属性，因而专门制定了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调整。在实际生活中，对作品的保护是以规定财产性权利的行使的方式进行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法律的调整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对人类合法劳动成果的保护将始终是这些法律调整的终极目的。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产生法律上影响的重大因素之一莫过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使作品的传统法律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挑战。
一、作品的数字化和数字化的作品
关于作品的构成要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国《著作权法》采取了列举和排除的方法予以限定，美国《1976年版权法》将其界定为“目前已知的或以后发展的，固定于任何有形表现媒体中的作者的独创作品”。《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第2条对作品的定义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的方式，强调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都受保护。综合立法部门和学术界的观点，作品的构成要件似可归纳为：一是具有特定的独创性的内容；二是具有一定的有形表现形式，包括技术上的表现形式和形象表现形式。
1、作品的数字化
关于数字化，非技术的专家似乎很难给出确切定义，虽然大家都能理解它的意义；但是，数字化似乎更多体现于作品的存在和表现方式，较少牵涉到作品的内容。
作品的数字化通常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媒介上的作品移植到数字化媒介中，如文章的数字化录入，绘画、图纸的扫描，以及口头作品的数字化录入等。作品经数字化以后，将以特定形式存在于磁介质上，但内容并未改变，只是内容的技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文字、线条、色彩等表现形式转化为磁介质上的代码化符号序列。但是，这样的代码化符号并不真实地贮存于磁介质中，而是表现为当计算机等装置读取时出现脉冲电信号。但是这些脉冲电信号就是法律上的代码化符号在磁介质上的固定、存在的有效方式。
一般来说，仅是对作品进行数字化移植后形成的磁介质作品并不单独构成一个新的作品，因为它缺乏作品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独创性。虽然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不同于相对于已有作品的创造性，即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并不要求与已有作品不同或具有先进性，但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要求是一样的，即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自主的原创产物，而利用计算机设备对已有作品进行数字化输入不符合“原创”的要件，因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作品。数字化只是作品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之一，不影响作品的独创性，正如不管将一篇文章用墨水写于纸上还是用油漆书于石碑上，都只是一件作品。当然如构成书法作品的另当别论。
对作品进行数字化并不是绝对不享有著作权，也有例外的情形，如数字化编辑。将文章、绘画等进行数字化编辑，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编辑作品。认识到数字化只是作品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之一，不影响作品的独创性，则可以很清楚地理解，数字化编辑与其他方式的编辑并无二致。
很多数据库就是作品的数字化或数字化编辑。但如果数据库的内容只是对单纯事实的罗列或对自然客观现象的收集，其排列形式上也是此前众所周知的，没有创新性，则不应享有著作权利，如以笔画为序收集的姓氏电话号码簿，以拼音为序收集的某一地区公司名录等。
作品的数字化或数字化编辑通常也要花费很大的劳动，需要购置一些设备，但这些并不是构成作品的因素。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Blackmun在1991年关于两个电话公司就地址名录的著作权纠纷判决中所说的，著作权法的原始目的本不是报答作者的劳作，而是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仅仅对作品进行数字化可以说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其劳动成果可以受物权法等法律的保护（如经录入后形成的磁盘或光盘，劳动者可对其享有合法的物权），但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正如同一个未经原作者同意的翻译、编辑（包括一些数据库），劳动者并不能享有作品的权利，但只要其不对劳动成果主张著作权，则其对劳动成果的物质实体是享有合法的物权的。只有经原作者同意后，他才享有无形财产的权利。
所谓著作权法的原始目的不是报答作者的劳作，与民法尊重人类的合法劳动成果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不矛盾，而是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达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
2、数字化作品
数字化作品是指其创作时就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作品，如直接在计算机上创作的文章、绘画，计算机程序中由符号化指令或语句序列自动转化成的代码化指令序列，以及设计的网页等。
鉴于数字化只是作品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因此，数字化作品只要具有法律规定的独创性，则当然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范畴，受著作权法保护。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作品，如果仅仅停留在数字化的存在方式而不显示出来供人阅览（如文章、绘画、网页），或由计算机等装置来执行，则由于这种存在方式本身是不能供人来阅览或执行的，那么这样的存在方式对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数字化作品对人的实质的意义在于其显示或执行的结果。数字化作品的作者真正关心的实际上也只是这些结果，而不关心其作品在磁介质中到底会以怎样的电脉冲的形式表现或存在着。这就关系到数字化作品的“显示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法官Schlesinger在1993年关于花花公子公司与某BBS经营商的网上著作权纠纷案的判决中说，显示权的概念是很宽泛的，包括图像在屏幕或其它表面上以任何方式的投影，图像的电子发射或其他传输，图像在阴极射线管上的显示，或在其他类似的与信息储存还原系统相联的显示设备上显示。未经许可将上述显示通过计算机系统等进行传输、传播、移植等都是侵犯“显示权”的。美国对计算机程序的屏幕显示、用户界面实行谨慎的保护。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司法实践对非计算机程序的数字化作品的显示权保护是比较彻底的。对于计算机程序的显示权的保护比较谨慎，是考虑到计算机程序的具有作品和实用工具相统一的特性，形式和内容有时难以精确区分，为促进软件的进步，避免法律保护思想、构思，从而态度上比较谨慎。
由于数字化作品的上述特性，加上其数字化的存在形式与显示之间往往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和对应性，因此，对数字化作品（包括作品数字化以后）的保护应重视“显示权”的保护。
但是，对“显示权”上的保护并不是唯一途径，也并不必然是有效途径。由于作品的显示和内容之间并不完全是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中间存在一些或然因素。如同一作品，在其它条件不同时，可能有不同的显示；而独立的不同作品，尤其是美术作品，在显示上有可能是相同的。在有些情况下，作品可能并不表现为显示结果，如程序的一段。因此，对作品显示权的保护还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才能真正保护著作权。
关于数字化作品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如何才算具有著作权法规定的固定的有形表现形式，这是个不容易界定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作品的存在足够持续和稳定，能够供人们阅览、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而不是瞬间易变或消逝的，才算是具有固定的有形表现形式。因此，在计算机系统的操作过程中一些临时形成的不稳定的文件不能称为作品。而在互联网上动态传播中的作品也不具备固定有形表现形式，不是作品，除非传播的结果能固定下来。保存于计算机软盘、硬盘及RAM中的作品，是具有固定形式的作品。
二、数字化与作品的使用
作品自创作完成之后还是封闭的，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无论是为了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还是作者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都需要将作品公之于众，这就包括对作品的使用。使用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目的就是向不特定的公众传播作品。使用的方或包括复制、发行、出版等。由于数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作品的使用遭遇新的法律争议。
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权利的实质核心内容是确保作者对作品的控制权。因此，任何未经作者许可，违背作者意愿使用作品，都是对作者权利的侵犯。只是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法律将这些使用者赦免于侵权范围之外，免于承担民事责任（如强制许可、合理使用等）。
如前所述，数字化只是作品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之一，只是介质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一个人将他人存在于纸介质或其他介质上的作品以数字化方式输入计算机系统，这当然构成对作品的复制。在不同的物质技术手段和条件下，复制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都不能改变其复制的特性。复制品并不能单独构成一件新的作品，其原因就在于只改变了作品要件中的表现形式这一要件，而对独创性内容这一要件未作改变。
因此，如果一个人将他人作品以电子邮件或BBS等系统发送出去，或传统媒体将作品制作联结到网络上，都构成对作品的复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系统经营者的计算机系统中往往也存在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复制是由电子邮件或BBS用户复制后，再通过系统自动复制到网络系统经营者的计算机中。而只要这些经营者明知、并且能控制这些自动复制系统，则亦应视为这些经营者也进行了作品的复制。这并不能理解为网络经营者只是向公众提供了“复印机”，因为他们还同时有意识地为自己复制了备份，这与自己复制并无两样。所以，如果网络经营者对上载的作品毫无控制，则其行为性质与上载者无异。
当网站自身提供了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包括由用户上载的复制件），可以供不特定的公众阅览、下载时，即是为这些公众提供作品的复制件，属于对作品的发行行为，无论这种提供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因为这时候在用户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内往往已自动生成了复制件，只要用户愿意，即可得到复制件。
出版单位将享有出版发行权的作品数字化后上网，供大众阅览、下载，属于在磁介质上对作品进行新的复制和发行，属于作品的另一版本，理当属于新的作品出版发行行为。
至于网络经营者在自己的网站上建立其他网站的镜像，用户通过该其他网站接触作品，则应视用户的复制件是从哪个网站拥有或控制的计算机系统中获得，则该网站经营者属于作品复制件的发行者。
由此可见，网络技术的普及发展虽然给传统法律常来一些新问题，但是就著作权领域而言，只要认识到数字化只是作品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之一，则并不会给传统法律概念带来很多疑惑。毕竞互联网只是信息交流的另一种工具，能产生可捉摸的物质世界的变化结果，撇开其技术层面，从法律上而言，并不是捉摸不定的。
在互联网用户通过网站以电子邮件BBS等方式未经授权复制、传播他人作品时，网站经营者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网站经营者似乎并未直接参与复制和传播，只是提供了“复印机”。如果此时使网站经营者免于承担责任，则由于直接上载者通常身份难以查清，这势必造成侵权行为的泛滥，使作者的权利完全失去保护。因此，这时候应由网站经营者承担第三方责任。因为网站经营者对这种侵权行为虽未直接参与，甚至并不知晓，但其为他人提供了必要的侵权条件，因此只要网站经营者能够控制这些系统从而控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并且能直接或间接从侵权者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就应当认定网站经营者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关于在互联网上侵犯著作权的几个法律问题的认识
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获得信息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一方面，它使得信息的多向流动更加广泛、快捷；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提供者和接收者身份的不特定性，从而使得互联网上信息的流动可能更加无序。
人类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尚处于较粗浅的阶段，作为人类的工具，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己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发展。信息流动的无序以及技术上的缺陷将制约人类对互联网的应用，并将导致新的法律问题。
新工具的出现都将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人们也都将不停地为之立法。好的立法应该在对工具的充分应用和有效控制之间取得平衡。人们对因互联网而产生的法律问题的认识，在本质上应该与传统信息交流工具，如电话、电视、报刊等出现时情况一样。
国际互联网作为工具，并不是人们所经常描述的那样无边而虚幻，而是在相应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持下，实现信息流动的真实平台，并由真实存在的主体负责运营。在这些信息驳杂、迅速的流动中，网站是信息流的节点，实现信息的产生、流入和流出。没有这些节点的存在，互联网的工具性就不能实现。
因此，在讨论互联网的法律问题时，应以网站的运营商为中心进行分析，尤其是按照信息源的分类进行分析。每个网站提供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站自身提供的，包括网站建立的其他站点的镜像；二是由不特定的网络用户提供的。
对于在互联网上侵犯著作权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认定，也应遵循这样的思路，结合著作权法的现行规定进行分析。
1、关于侵权主体与责任的承担
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著作权侵权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互联网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将取决于技术的进步。
在当前阶段，与传统信息交流工具相比，各国对互联网的控制相对较弱，这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但都出现了控制逐步增强的趋势。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侵权事件，主体主要涉及网络运营商和网络用户。在侵权主体必然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能否通过相应的证据手段予以确认。
网络运营商的责任问题已在上文提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除开网络运营商直接实施的侵权行为，在侵权人身份能明确指证时，如果还要求运营商承担连带或部分责任，似乎就增大了运营商的风险。笔者认为，这时主要应看运营商对于在网上流动的相关信息是否负有法定的控制、审查义务。如果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则运营商应当免责，正如电信业务运营商不对利用电话通话进行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一样。
事实还证明，网络用户真实身份的确定，依靠用户注册是不可行的，因为无人能控制注册信息的真实性，依照当前的技术手段，甚至确定侵权人所使用的计算机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用户注册与相应的真实法律信息相联系，特别是在实行存款实名制后的银行卡号码和密码等信息，则问题就可以解决。但这可能遇到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受限制的问题。不过，在可能泛滥的侵权行为和网络运营商的商业利益之间，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是重要的，虽然对互联网发展的阻碍也可能影响国家或者公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由网络运营商承担全部或部分侵权责任，是在运营商、权利人以及公共利益之间取得的平衡。网络运营商为身份不能确定的人提供了实施侵权行为的条件，并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则承担相应责任也是合乎法理的。运营商的利益可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予以考虑。
2、关于侵权行为发生地
这里只讨论由身份不能确定的网络用户直接实施侵权行为时的情况，因为由网络运营商实施的侵权行为，其侵权行为地往往容易确认。